金融发展通过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改变企业的出口行为。衡量一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有麦氏指标，由Mckinnon（1973）提出，在实证分析中通常用货币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测量，该指标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货币化的程度。然而由于本书无法获得省层面货币存量的数据，无法采用该指标。另一个常用的指标是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标，用现存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财富之比来衡量，该指标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金融化的程度。本章使用该指标作为省层面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用省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作为金融资产总量的代理变量；用省的名义GDP作为国民财富的代理变量，即地区金融相关率指标FDt=存贷款总额/名义GDP。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银行信贷依然是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形式，企业的融资状况与地区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直接相关，与Fan等（2012）、Peng等（2013）、李青原等（2013）、张成思等（2013）类似，本章使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地区名义GDP的比例FDl作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解释变量。使用金融市场规模方面的指标作为市场发展的代理变量的理由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内部的竞争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效率也会提高。以上指标中存贷款数据以及地区名义GDP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

企业融资约束通过影响企业出口固定成本的支付来影响出口行为。与彭国华和夏帆（2013）的做法类似，本章使用短期负债与流动资产的比值Leverage来测量企业层面的内源融资约束，该比值越高，则企业面临的内源融资约束越紧。Fan等（2012）和Manova等（2014）认为，企业的有形资产比例越高，提供抵押品的能力越强，获取信贷融资的能力就越强。借鉴这一思想，本章使用固定资产净值与总资产的比值Mortgage来测量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该比值越大，则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越强，面临的外源融资约束就越弱。Melitz（2003）认为，生产率越高越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产品在出口市场上就越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彭国华和夏帆（2013）发现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的目的地广度、产品广度、总出口量和出口深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章引入全要素生产率变量（取对数）ln TFP来控制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出口行为的影响。与第二、第三章类似，本章使用OP法估计企业的生产率。Manova等（2012）发现企业使用的中间品价格越高，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也越高，并且出口产品价格与出口量有正相关关系。一般认为，进口中间品比国内中间品有更高的质量和价格。本章通过引入是否使用进口中间品虚拟变量Import来控制投入中间品质量差异对出口行为的影响。本章通过引入是否加工贸易虚拟变量Process来控制不同贸易方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企业的规模、资本密集度、年龄和平均工资也会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本章在回归中使用企业员工总数的对数值ln Scale代理企业规模，使用员工的平均资本量的对数值ln KL代理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使用包含工资、保险和福利支出的平均工资的对数值ln Wage代理企业平均工资，使用年龄的对数值ln Age代理企业年龄。表4.1是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表4.2是关键变量分类样本的均值统计。

表4.1　统计性描述(www.daowen.com)

表4.2　关键变量分类样本均值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