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1980—2013年GDP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从381.36亿美元增长到41589.93亿美元,增长了108倍。其中,进口贸易额从200.17亿美元增长到19499.89亿美元;出口贸易额从181.19亿美元增长到22090.04亿美元。图1.1展示了1980—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尤其迅速。2013年我国商品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商品出口贸易总额的11.7%,位居商品出口贸易额第一名,大约比位居出口额第二名的美国高39.0%(美国商品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商品出口贸易总额的8.4%[1])。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广度[2]也极高,在HS六分位产品层面上,2010年我国贸易广度为389346,位居世界第一,美国贸易广度为341518,德国贸易广度为329755(施炳展,2013)。可见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的产品已广泛深刻地渗透到国际市场。
图1.1 1980—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www.daowen.com)
然而,在优秀的出口规模数据面前,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本书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整理,发现2000—2005年平均每年有24.8%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2001—2006年出口市场平均每年有36.5%的新进入企业。企业出口贸易关系的退出比例更高(本书一般把企业-出口目的地组合称为出口贸易关系,把产品-出口目的地组合称为出口关系),2000—2005年平均每年的退出比例为42.2%。Manova和Zhang(2012)、Feenstra等(2013)、Manova(2013)、李志远和余淼杰(2013)均认为出口需要支付固定成本,那么过高的企业出口退出比例就将导致出口资源的浪费。同时,过高的退出比例反映了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稳定的竞争力,当受到国际需求冲击或成本冲击时便丧失了盈利能力,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大量的出口产品依靠低成本优势以价格竞争方式进入出口市场,而产品缺乏过硬的质量。
当聚焦到产品质量时,我国的出口贸易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张杰等(2014)、李坤望等(2014)使用海关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发现,2000—2006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上出现轻微下滑趋势。施炳展(2013)发现2000—2006年由于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大量进入出口市场,中国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水平总体下降,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李坤望等(2014)同样发现低质量产品大量进入出口市场,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出口贸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上。在现实中,中国少有得到发达国家消费者认可的一线品牌。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然而国产奢侈品品牌很少受到消费者青睐,也很难卖得同高价格。因此只有透过出口规模、出口参与,深入出口产品目的地层面研究出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出口深度、出口渗透率以及出口产品质量,才能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事实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这有利于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成制造业强国,从贸易大国转变成贸易强国。
我国作为转轨和发展中的大国,金融部门改革和发展却滞后于产品部门。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基础的,国有银行又占据了信贷资源的大部分。受行政力量的干涉,国有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时会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导致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Boyreau-Debray et al.,2005)与私营企业在银行信贷中受到歧视现象并存。Dollar和Wei(2007)、Riedel等(2007)发现私营企业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留存收益、家庭或朋友借款,只有很少部分来源于银行信贷。Song等(2011)也指出,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中有多于3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而私营企业这一比例小于10%。非国有企业在我国企业总数中占大部分,于是便出现了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困境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融资约束、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退出和出口行为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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