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升了效率
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效率，不是有多少人一起参与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争夺第一时间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人们总是被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驱使，急急忙忙地去做一些事情。实际上，效率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
经济学中，效率的概念是指“在不会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的”。相反的情况则包括：“无法节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为什么垄断、污染、失衡的政府干预，都是没有效率的？就是因为资源不能最有效配置。
资源配置在个人手里和在政府手里是不一样的。公共部门的效率，受到两个因素拖累：一是提供服务的成本，二是政府官员的个人能力或者说喜好和厌恶不一样。相反，提高效率则必须通过设立标准流程、操作规程、分工协作等规范化体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扰因素。
由个人来配置资源则不一样。个人配置资源只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对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原则，也就是效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但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对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力去配置资源，从而引发了良性竞争。良性和有序的竞争，确保了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会获得配置资源的优先处置权。
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一个教官被请到一个炮兵步兵部队去提高这支部队的效率。他发现整支部队都训练有素，只有一个问题：炮兵在装炮的时候，将炮弹填入炮膛，都习惯先后退一步，等上半分钟，然后再上前将后盖盖上，进行发射。他很奇怪，问为什么这么做，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只说从入伍以来，老兵就是这么教的。教官很是不解，后来回去查了资料，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前后车都是由马拉着，等到马儿将炮车拉到指定位置，装上炮弹后，先将马儿解下缰绳，牵到一边，然后才能发射炮弹。这就是原因。可是现代的炮兵早已实现了机械化，人们却还在被习惯所束缚。
集体主义经常陷入这种可笑的习惯性束缚，而个体则没有这些条条框框。
还有一个例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一度被称作“跑步奔向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模仿国际上的现代合作社，的确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可是人民公社很快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效率问题。按说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生产资料，生产力应大幅度地提高，效率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恰恰相反，效率低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却一再出现大部分人饿肚子的情形。1978年，从安徽的小岗村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发轫，这一新的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基础上的个体化合作方式，一经出现立即席卷全国，而且似乎在一夜之间，效率提高了几倍，几十倍。
那么，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说到底还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人民公社配置资源，是根据“计划”，可是个体户配置资源，是发现“需求”，是根据市场来配置和利用资源，结果资源会产生更大的产出效益。
（二）强化了商业文化的独立性
在这个时代如何实现一个创业成功的梦想呢？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做出了最好的回答：马云的一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给了这个时代数以亿万的年轻人一条出路。
而马云在这个大时代里取得的成功，有三个政商关系之外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是时代因素。中国崛起无疑将是21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根据胡润财富排行榜统计，“中国一千多位上榜企业家的财富总和，超过了西班牙或韩国整个国家的GDP。10年前中国只有一个百亿富豪，今天却有176个，其中6个都是上千亿的”。何以如此？正如马云所说：“恰巧生在了这里。”每个人的成功不过是时代使然而已。
第二个因素是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使得马云等人成功实现弯道超车。
第三个因素是马云自身的特质。马云只有一个，他一路走来绝非轻而易举。他自己说过：“我一方面鼓励大家创业，另一方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100个人创业，95个人死掉，你连声音都没听见，你根本不知道这95个人存在过。还有4个人，你是看着他们死的。剩下这1个人，这个人很勤奋但未必是最勤奋的，这个人很努力很聪明，但未必是最聪明的，有很多的机缘、很多的因素使得他成功。”诚然如此，我们只看到了“这个人”而没有看到更多失败者。
那么，建立在个性化基础上的合作，如何来实现对政商关系的超越呢？(www.daowen.com)
阿里巴巴上市时，不是马云亲自敲钟，而是请了八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奥运冠军兼淘宝店主劳丽诗、阿里巴巴“90后”客服黄碧姬、淘宝模特兼自闭症儿童教师何宁宁、农民店主王志强、海归创业者王淑娟、拥有“淘宝博物馆”的十年用户乔丽、为贫困地区建立图书馆的快递员窦立国、将加州车厘子卖到中国的农场主皮特·威尔布鲁格。这一精心选择的“阿里用户群像”，除了展示公司形象，更展示了电子商务如何改变了日常中国人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身份存在。市场在网络上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无数不认识的人彼此进行与陌生人的合作，而无数闲置的劳动力及其创造力被激发，无数被禁锢在中国“单位”之中的个体获得新的身份——网店店主。
“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站在那里，而是为了让他们站在台上。”马云说，“我们不是靠某几项技术创新，或者几个神奇的创始人造就的公司，而是一个由成千上万相信未来，相信互联网能让商业社会更公平、更开放、更透明，更应该自由分享的参与者们，共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热情建立起来的一个生态系统。”
仅仅通过这么一个别开生面的仪式和奇特的举动，我们就可以得出启示：
首先，个性化合作要完成对传统政商关系的超越，必须实现由“一”到“多”。
传统政商关系，一般都是由某一个商人秘密投资某一个官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政治献金式的合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官员利用手中权力，给商人以垄断资源，商人以金钱作为丰厚回报。一旦商人违法犯罪，就会连累官员；一旦官员腐败事发，就会连累商人。这种“互相伤害”式的合作，显然违反了“君子不立危墙”的原则。
而建立在一个个性化基础上的合作，就不再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多对一。什么意思？就如马云的阿里巴巴，构建的是一个生态系统。商人不再直接去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而是着力打造一个创业平台，将原来属于一个人的事业变成了一群人的事业。将原来一个人的商业梦想变成了一群人的商业梦想。并且，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实现梦想，只要致力于将这个平台搭建好，维护好这个商业生态系统就可以了。商人只是做一个服务者，不再去直接配置市场资源，而只提供服务产品。
从制造向服务升级，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扭转了商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一部分民营商人则提供服务产品，虽然都一样是提供服务，不过一个是有偿的，一个是无偿的。大家都是提供服务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真正的平起平坐了。
所以，阿里巴巴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双11”的狂欢购物节，政府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制定国家公共节日，也就是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
其次，个性化合作对传统政商关系超越，必须从“利己”转向“利他”。
传统政商关系之所以千年难以突破自我，就在于这里面有一个私心利欲在作怪。不管是商人，还是政府官员，都想着满足自己的私人欲望。因此这种建立在私人欲望基础上的合作，必然是有违道义的，最后必然出现问题。
相反，建立在个性化基础上的合作，第一原则是你能为别人带来什么价值。一个人自身价值的大小，不单单取决于你的技能、才华和能力，而是取决于你能服务多少人，能为多少人实现梦想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公司根本没有实现财务盈利，市场估值却高达几十上百亿美元，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服务的是数以亿计的市场用户。
从利己到利他的转变，无关道德，而是一种纯粹由市场决定的必然转变。
再次，个性化合作对政商关系的超越，必须从价值一元化到多元化。
在传统政商关系中，双方一拍即合的原因，除了私利驱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双方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虽然双方不是同一领域，但通常都抱有出人头地、希望受人尊重甚至光宗耀祖的想法，正是这种单一的价值观，让人们在欲望之路上越行越远，最后成为不归之路。
个性化合作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的人梦想成为世界首富，但是有的人只追求简单的快乐。知足者常乐，一个人的目标定得越低越容易实现，快乐也就唾手可得。马云登顶首富之后，就表示对此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连小区首富都不愿做，最快乐的日子是一个月拿90元人民币的时候。他还回忆起2014年前与太太的一次对话，他问太太：“你希望你老公成为一个有钱的富豪，还是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企业人？”她回答道：“希望你受人尊重。”成为首富是自己的事情，受人尊重则意味着你对他人有用。
总之，只有建立在真正个性化基础上的合作，才能缔造崭新的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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