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理念在21世纪已经成为引领人类、引领时代的一个崭新理念。习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作为21世纪的儒商文化，同样必须接受这一崭新理念，在此基础上构筑一套崭新的价值观体系。这个体系包括：

（一）以优秀的儒家文化作为依托，构建包容性、多样性、个性化的价值观

我们说，共同体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分工，而是一种人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建立在人们彼此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对亲密无间、守望相助的亲密人际关系的渴望基础上的，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满足人们这种对亲密人际关系的渴望，儒家文化的“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儒家认为。仁也就是爱，是人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的本性中都有爱的情感，将这种情感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礼”。这种理性的爱的情感强大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置身这种情感中，只会想到如何去帮助别人，去爱别人，甚至会出现对陌生人的关爱超过了对自己本身的关爱；而这种理性的感情与感性的情感——欲望是如此不同。欲望是只关心自己，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表达而忽略了别人。感性的欲望只能带来自私自利，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一种同他人的紧张关系中，那么这种关系就不是社会关系，而是丛林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残酷而无情；相反，理性的情感则能因情而生出义，从而将不同的人们的情感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和合”的理想局面。

（二）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儒家文化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指出人一生有三块立足的基石：忠、孝和恕。忠，就是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一个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所以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在自身之外有一个更大的系统作为支撑。这个系统就是社会和国家。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一定要首先看他是否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人“成人”的真正含义。否则一味只关注自己，凡事强调以自我为中心，那就只是一个孩子，在古人看来更严重，是无父无君，“禽兽不如”。我们看到，在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都特别强调个人的集体责任感、荣誉感和事业心。在世界范围内，华人企业都特别具有凝聚力，都是因此缘故。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感恩。我国古代有二十四孝的说法，尽管其中有些故事过于离奇，但总体上，还是强调人要懂得感恩；佛家也说，一个人要上报四重恩：国恩、君恩、社会之恩、父母之恩，一个人如果连这基本的义务都不能尽到，即使遁入空门修行，也不会成佛。在自然界，小羊跪乳，乌鸦反哺，有人认为是自然现象，其实从感恩的角度来讲，人与自然完全一样，人要感恩自然、感恩生命、感恩天地，绝非无稽之谈。懂得感恩，我们才算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恕，就是包容。我们要有一颗包容的心，不但包容别人，也包容自己。我们经常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和人生幸福的过程中，迷失了初心，忘记为什么而出发，忘记自己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包容就是承认和接受最本真的现实，将自己摆在最正确的位置。(www.daowen.com)

（三）建立以“利他”为基石的义利观

人性“利他”还是“利己”，也就是人性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古老相传、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一大分水岭。东方文明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流，相信人性本善，于是就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利他”哲学。“先人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利他，是一种阳光的、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推动力量，在每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建立了一种正反馈系统，这个系统不断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和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被降低到最小，而温情与日俱增，和谐一致成为共同追求的方向，最后必然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要注意，利他不是道德选择，不宜过分美化，更不能走向极端，“专门利他毫不利己”，正如中国古代的君子国一样，那样就成了荒诞。利他也要利己，只不过是将自己的个人利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畴内。我国古代例如陶朱公经商时候就提出只取“什一之利”，后代的商人也一再提出“先义后利”“以义取利”“见利思义”，都是一样。

（四）坚持以中庸来化解矛盾和冲突

随着共同体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频发。此时，以中庸之道来调和彼此的矛盾和冲突就显得尤其必要。中庸，不是我们常说的当“和事佬”，没有原则和底线地去和稀泥，去掩盖矛盾和冲突，而是勇敢地面对矛盾和冲突，坚持“和为贵”的大方向，将冲突的双方和多方引向最后协调一致、和谐共处的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