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到明清时代，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较高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日益扩大，商人资本变得日益活跃起来，诸多的商人集团——徽商、晋商、陕商、闽商、粤商、浙西龙游商等商帮逐渐凸显，其中又以徽商最具代表性、最为著名。戢斗勇先生曾指出，徽商所以能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独占鳌头，是跟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自觉地、严格地遵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道德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公平守信、诚实不欺等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许多徽商就把它变成了自己的道德伦理与经营原则。据出身新安巨贾家庭的徽商代表汪道昆所撰《太函集》记载，大盐商吴时英某“章计”，曾借用吴的名义向别人借了16 000缗钱，到期后无力偿还。事发后，吴时英自己还了这笔债务。有人不解，对吴时英说：“他的债他还，你何必这样呢？”吴解释说，“借给他债的人在不认识这人的情况下，就借钱给他，无非是信任我的名号。我手下人借用我的名号干这种事，归根结底我也有过失，背离德行是不行的，也是不吉祥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徽商普遍看不上那些腰缠万贯而又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尊奉“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信条。《太函集》还记述了一位“长公”，他既不囤积居奇，也不在谷价踊贵时投机获利。这种做法，实际上也使得徽商广揽了声誉，提高了社会地位，推动了商业经营。

中国古代商人的商业道德：第一，强调诚实守信，市不豫贾，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严禁以假充真，以劣充优；第二，肯定勤俭经营，开源节流，精通商术，知人善任；第三，倡导和气生财，以礼相待，敦睦亲邻，疏财济世。晋商票号业曾经风行天下，它的理念都是儒家理念。乔家大院的主人乔守庸是儒家理念的践行者。他用《朱子治家格言》等书来教育子弟。一些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长期以来善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同仁堂”创建于1669年，即康熙八年，它在长达300多年的历史中长盛不衰，日益兴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创始人乐显扬曾说：“可以济世，可以养生者，唯医药为最。”他以济世养生为办企业宗旨，对顾客一视同仁，童叟无欺。对待店内职员，也一视同仁，以诚以礼相待。直到现在，“同仁堂”老职工还记得两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制药谁也看不见，但是我们要以良心对待制药工作。“同仁堂”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许说“不”字，要什么药，店里没有，请顾客写下来，他们去帮助买，对顾客总是有求必应。先前，“同仁堂”还热衷办粥厂、办义学、施义财、办水会等公益事业。积德行善，济世养生，才使得“同仁堂”取得了企业的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状元实业家——张謇

1.人物简介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张謇是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张謇幼年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但是张家是所谓“冷籍”。“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今为如皋市）的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并冒用丰利大户张铨的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在如皋考中秀才。然后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将他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要革去他的秀才，还要下狱问罪。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张謇照片

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后来与袁世凯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张謇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赏识。翁同龢、李鸿章和张之洞争相礼聘，但张謇一概婉拒，回到通州故里攻读应试。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1894年，张謇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在翁同龢的帮助下，张謇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1898年张謇目睹了翁同龢被罢官的遭遇，借故请假南归，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征程。同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没有资金购买棉花等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最后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张謇组织人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修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今为东台市）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詧（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1902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大生纱厂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逐渐壮大，到1911年，大生纱厂已经获利约370余万两。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1914年，张謇以他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等商品的生产。民国八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

张謇所处的时代是清末民初，缺乏有利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大生驻沪事务所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到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1924年，大生因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2.张謇的经营理念

企业的商品只能通过顾客或用户的购买行为才能实现其价值，但顾客或用户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对商品有选购的自由。这样，企业的生产经营就要确立顾客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念。在这方面，张謇主张要从产品的品牌质量和设计入手。

（1）以质取胜

为了与质优价廉的洋纱洋布竞争，保证产品质量、创立企业品牌对于大生纱厂尤为重要。张謇首先注重原料质量，要求保障原料来源。原料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产品质量的优劣，所谓“熟货之良梏，视乎生货之优劣”。为了确保大生纱厂的优质棉花来源，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每年为其提供质优价廉的原料。

其次是规章建制，严格按制度办事。张謇亲自制定了《厂约》，并动手修改了《厂章》。前者六条，规定各级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职责及奖励办法；后者二十类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工人的职责及奖惩事项，并坚决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大生初期生产的棉纱“纱色光洁调匀，冠于苏沪锡浙鄂十五厂”，创立了以“魁星”为商标的名牌棉纱，魁星纱当时在土布织户中享有盛誉，曾一度出现纱未产出即已被用户定购一空的良好势头。

最后，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创办职工培训学校，提高产品质量。

除了注重质量之外，大生纱厂在产品的设计上十分注重迎合顾客的需求。张謇根据通海地区的市场特点，制定了适销的产品结构，通过调查他了解到通海农村家庭手织户普遍采用10支、12支粗支纱作为原料来织制土布，14支、16支纱用量很少，16支以上的中细支纱则基本不用。因为12支纱线条长，出布多，而且好织，深受用户欢迎，故而选定10支、12支粗支纱作为大生纱厂的主打产品，其中尤以12支纱为大宗。这样一来，大生纱厂的棉纱产品往往是供不应求。

（2）诚信为本

诚信是企业经营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其实质是企业对顾客、用户和履行市场契约的责任心，也是企业之间建立信任、实现交往的基本保证。诚信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中国商界自古以来就有“以诚立业，以信取人”的传统，“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也是被许多企业写在门上、贴在墙上的条幅。诚信之所以是企业经营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以等价交换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诚信对于市场经济这只大船，是载舟之水，须臾不可或缺。企业的诚信品质体现在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合作者、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中。

张謇自幼接受儒家伦理教育，对诚信笃信不移并推崇备至、躬身笃行。张謇认为，所谓“重义”即是讲诚信、重信用。他说，一个人如果“示人以信用”，人们就会信任他，跟随他，事业也可以成功。他认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与其贪诈虚伪地成功，不如光明磊落地失败。”他强调“诚敬”为“立身处世之道”，提出“修身之道固多端也，即就不说谎不骗人做去亦可矣”，多次表示个人的进退“自当权之义理”，说自己平生“不为浮浪轻薄之言”，“一生止是不说谎，不蹈空”，“与人坦怀而处，审己而行”，“坦怀相与，不事机诈”。

在实业经营中，张謇注重诚实经营，十分注意维护企业的信用。一则忠实、守信是融资、资本集结的要津。“社会人心理上之旧习惯，固结难破，然苟示人以信用，使人乐从，即绝无资本之人，总可吸取人之资本。信用者，即忠信笃敬之意。我本一穷人，廿年前我之信用，不过一二千元；更前言之，不过百元而已。现余各实业机关之资本，几二千万元，然非一时可以致之，盖有效果使人信从。非然者，徒自苦而已。盖天下事不信则民勿从。故余对于农学生，时时以忠信笃敬为训。”二则忠实、守信还是实业发展的坚实路径。“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非有优美之道德，不足以恢宏信用，扩张营业，守法宜坚，不可假借；营业宜敏，极忌呆钝，如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

（3）双赢互惠

双赢互惠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建立在顾及他人利益的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达到双方利益平衡的道德原则，让交易双方都得到理想的效益，如果可能，通过利益共享来达到诸方利益的平衡。也就是说，一种符合道德要求的交易，不仅要使己方获得最大收益，还要使他方同样获得最大利益，而且还要对非当事者承担起起码的道德义务。这一道德原则承认每一位利益相关者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其中包括自我利益，同时要求各自的收益达到基本的平衡。每一方都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就是“双赢”，各方利益达到基本平衡就是“互惠”。张謇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重视与合作方的双赢互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坚持供求相济原则，制定“土产土销”政策。为了扩大市场，张謇坚持薄利多销，坚决反对损人利己的奸商作风。

二是尽力维护股东利益，吸引投资，把企业做大。张謇提出“以大利广招徕”，力图以高利润吸引有钱人入股。厚利对于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企业遂得以不断扩充。

（4）以人为本

张謇强调人以“德行”为重，是以“人人成一种有人格人，士轨于士，农轨于农，工轨于工，商轨于商”。如果人人成为一种有人格的人，国家就能成为有礼教有学问之国，这样的话，国家就有希望。“秦并天下而鲁后亡者，以有礼教也。有礼教有学问之国，即亡亦必能复兴。”

张謇选用人才不分地区和国籍，也不分年龄大小。他说：“只要这个人有才学，品行好，不问贫贱，不问年龄，不问所操何也，不问男女。”“用人一端，无论教育事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大生纱厂初创时，技术力量基本上是空白。张謇聘用英国工程师汤姆斯和机匠忒特处理厂中一切技术事务。后来，同仁泰盐业公司又聘用日本技师制盐，南通保坍会聘用了荷兰工程师特莱克建闸，勘探铁矿聘用法国的梭尔格博士，等等。

“有才学，品行好”，即德才兼备，是张謇的用人标准。他认为从事实业活动的人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必须具备“德行艺”。“德”就是道德，“行”就是正派的行为，“艺”就是知识，强调既要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又要有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实业经济之研究”。在“德行艺”三者当中，尤以“德行”为重。他说：“科学者，艺之事。艺非德行，体薄而不立；德行非艺，用狭而不行。惟不德无行，为人所不齿，为社会所不容，故德行为重……自謇有知识以来，未见智能之士言行不顾而能见信于社会者也。”

与众不同的是张謇不仅注重德才兼备的人才的任用，更注重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培养。他筹资兴办了各种专门学校，如河海工程、纺织、农业、医学、商业、银行等，培养了一大批各种不同的专门人才，同时还从学校选拔高才生送至国外留学深造，然后招聘回企业任职。这些说明，张謇已充分认识到要提高企业的活力，必须大力进行智力开发，并将其纳入创业实践中。

此外，张謇还在唐闸兴建了一批医疗文教事业。大生企业鉴于职工有生病的现象，因而临时在公园内创办职工疗所，解决职工看病难的问题。后来在此基础上建设职工医院，又称劳工医院，为工人防病治病。为了发展事业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张謇于1905年筹办唐闸实业公立艺徒预教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的性质是职业学校，是张謇所办的最早的职业学校，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张謇甚至还举办免费的工人夜课(即工人夜校)，让青年工人吸取新东西，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以上种种足以说明，张謇具有强烈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更为令人赞叹的是1920年夏天，南通地区“时疫发生，大生纱厂以爱惜劳工生命，故忍痛停车一星期”。企业家一向是以经济效益至上的，能顾及劳工的生命安危而停产，充分体现了张謇的人本观念，即“以人本位”的人文关怀。

3.张謇的社会贡献

（1）实业救国

张謇在南通所做的实业众多，大多是与民生相关的各类工厂，逐渐形成工业区，还建了码头、发电厂、公路，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基地之一。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许多学校与事业单位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他为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的贡献，被人们称为“状元实业家”。

张謇在当时对南通的建设已经有很清晰而前卫的规划理念，包括与西方建筑理念相结合的花园城市。这些理念的实践使得南通被现代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张謇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2）教育为民

张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还有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是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在张謇的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

1905年，张謇在通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09年，创办了南通电灯厂，城市开始用电灯照明；1913年，建立大聪电话公司，创办南通城乡邮政和电话业务；1916年，设立气象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树立新风。

4.人物评价

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政治和社会声望极高，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毛泽东主席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

当代学者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由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与南通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二）汇通天下——乔致庸

1.人物简介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一生有6妻6子11孙。当国家危亡之际，他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乔家大院，使乔家大院成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人称“亮财主”。他雄才大略，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他在包头的复盛公商号，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1884年，他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善行众多。光绪三年大旱，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2.乔致庸的经商之道

（1）坚持儒家大道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除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孙，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

（2）知人善任

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维藩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维藩自行做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的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维藩大为感动，便应允加入乔家票号经理。乔致庸之子又让阎维藩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维藩衣帽，算是代阎维藩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维藩来到乔家，受到了乔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维藩时仅36岁，乔致庸更是感叹其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维藩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维藩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维藩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www.daowen.com)

（3）广行善举

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乔致庸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乔致庸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赈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乔致庸的二子乔景仪、孙子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

3.人物评价

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乔家的辉煌似乎离我们已经太遥远。可是乔致庸的经商之道，在当今的商场上，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似乎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里，商人都是重利轻义。乔致庸的出现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精髓始终贯穿在乔致庸的经营管理之中，他一生秉承以儒治商的思想，将儒家的精粹融入经商之中，以诚信为本、勤俭自律、开拓进取、谋求“多赢”，是儒商的杰出典范。弃笔从商的乔致庸骨子里渗透着儒家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经商的出发点不是为自己聚财，而是为天下人聚财，为苍生造福。乔致庸有许多义行善举，他宅心仁厚、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他的言行不仅为当时的百姓所敬仰，同时也感染了商铺上上下下的掌柜伙计们。大家深深地感受到了乔致庸内心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渐塑造了独特的乔家商业文化，并且代代延续下来。

乔致庸作为一代儒商，他的经商之道、处世哲学、用人之术在现代商场上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自己，继续在为振兴中华民族企业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三）红顶商人——胡雪岩

1.胡雪岩生平

胡雪岩，即胡光墉，一代商圣，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他1823年出生于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湖里村，幼年时候，家境十分贫困，以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19岁时被杭州阜康钱庄于掌柜收为学徒，于掌柜没有后代，把办事灵活的胡雪岩当作亲生儿子。于掌柜弥留之际，把钱庄悉数托付给胡雪岩。这所价值5 000两银子的钱庄，堪称胡雪岩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王有龄的帮助下乃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胡雪岩为左宗棠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田地万亩，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1）依靠官僚

1848年，胡雪岩结识“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挪借钱庄银票500两银钱，帮王有龄补实官位，事发，被赶出钱庄。1851年，王有龄奉旨署理湖州知府一职，不久后调任杭州知府。在王有龄任湖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从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接着说服浙江巡抚黄宗汉入股开办药店，在各路运粮人员中安排承接供药业务，将药店快速发展起来。

王有龄升迁后感恩图报，鼎力相助胡氏的“阜康钱庄”。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

1861年11月，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胡氏顿失依靠。1862年，胡雪岩获得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赖，被委任为总管，主持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使阜康钱庄大获其利，也由此走上官商之路。

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的同时，让外国军人为左宗棠训练上千能用洋枪洋炮的常捷军。1864年，清军攻取浙江，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雪岩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太平军被消灭后，胡雪岩的银号开进杭州，专门为左宗棠筹办军饷和军火。依靠湘军的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二十余处，同时兼营药材、丝茶，开办了至今仍在营业的胡庆余堂中药店。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

（2）协办船政

1866年，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在福州开办“福州船政局”，成立中国史上第一家新式造船厂。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之前，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桢任船政大臣，胡雪岩协助料理船政的一切具体事务。1869年秋，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成功。这是中国首次自己制造的轮船。1871年年初，“镇海”号兵轮又下水成功。

（3）功成名就

1872年，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 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成为典型的官商。

1873年11月，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做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 870万两白银，解决了左宗棠西征军的经费问题。他还给西征将士送了“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等大批药材，免去了水土不服之虞。1876年，胡雪岩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1877年，胡雪岩帮左宗棠创建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轻工企业“兰州织呢总局”。

1874年，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1878年正式营业。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在《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在尚未开始营业前就已名声远播，这正是胡雪岩放长线钓大鱼的经营策略。他将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巨额耗费换来成倍的利润。

到1880年，胡庆余堂资本达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4）惨然离世

1881年，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授予布政使衔（三品），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四省公库”。

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 000万两，生丝价格日跌，企图垄断丝茧贸易，却引起外商联合抵制。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开始了。开始的时候，胡氏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占据上风。但欧洲意大利生丝丰收，中法战争爆发，金融危机发生。胡雪岩已无回天之力，被迫贱卖生丝，亏耗1 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清廷得知阜康商号陷入窘境，让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密查胡雪岩资产，以备抵债。并将胡雪岩革职，让左宗棠追剿胡雪岩欠款。左宗棠派人查封杭州胡雪岩的当铺、商号等。1885年11月，胡雪岩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2.胡雪岩的主要业绩

（1）协助复疆

1876年，为收复被阿古柏匪帮窃据达十年之久的新疆，清廷陕甘总督左宗棠挥师西进。请胡雪岩出面筹得巨额军费。这被左宗棠称赞为：“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这场战争的胜利，让左宗棠从此名垂青史。左宗棠向朝廷报告，为胡雪岩请功。清廷因此赏赐胡雪岩一件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让其就此成为著名的“红顶商人”。

（2）商业理财

胡雪岩的生意，一类是借助政商关系的“特殊”生意，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另一类则是“正常”生意，如：钱庄、当铺、生丝、药局等。“阜康钱庄”是胡雪岩的金融平台，也是其核心产业。与一般钱庄不同的是，“阜康钱庄”拥有两大特殊资金来源：一是数额庞大的委托理财，主要为官商的利益输送服务。二是巨额公款，包括：“西征借款”“西征借款还款”以及其他公款存款。胡雪岩利用时间差对这笔巨款进行腾移挪用，形成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胡雪岩所编织的庞大政府关系网，也为他输送了各种其他名目的公款存款。

（3）创建胡庆余堂

胡雪岩开设的胡庆余堂，地处杭州吴山脚下。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源流中，以其精湛的制药技艺和独特的人文价值，赢得了“江南药王”的美誉。

胡雪岩亲笔写就的“戒欺匾”挂在营业厅的背后，它告诫内部员工，“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局方紫雪丹”，是一味镇惊通窍的急救药，按古方制作要求最后一道工序不宜用铜铁锅熬药，胡雪岩请来能工巧匠铸成一套金铲银锅，专门制作紫雪丹。他的金铲银锅如今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并被誉为中华药业第一国宝。胡庆余堂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榜中国驰名商标，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入围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药号成为首批中华老字号。

（4）热心慈善

胡雪岩功成名就之后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屋，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这些举动昭示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3.人物评价

左宗棠在奏折中评价胡雪岩：“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臣入浙以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多得之员。”鲁迅评价胡雪岩：“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二月河评价胡雪岩：“智信仁勇，堪称华商中民族英雄的典范，而不仅仅是个有钱的商人。”台湾曾仕强教授认为胡雪岩是徽商的杰出代表人物，身上有着徽商讲求诚信、为人着想、精明强干等共性。

一代豪商胡雪岩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雪岩应该是中国商人的偶像。胡雪岩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胡雪岩所处的年代恰好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变的重要时期。他不仅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还曾参与举办过一些洋务活动，对近代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并不陌生。但是，他的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中国传统的钱庄、丝、茶业务上，对近代化的商业甚少从事，直到后期与洋人争利时才开始创办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最终未能完成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四）一孟皆善——孟洛川

1.孟洛川生平

孟洛川（1851—1939.9.7），名继笙，字雒川，亚圣第六十九代孙，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旧军人，著名商人，祖辈为地主兼商人，被誉为“一孟皆善”。是庆祥、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的商业天赋从小就显露了出来。18岁那年，孟洛川开始掌管家业。

1869年，孟洛川开始负责北京瑞庆祥、瑞生祥等企业的经营。从此一生掌管孟家企业。孟家企业遍布京、沪、津、济、青、烟等大中城市，至1934年，已分别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烟台、上海等地设立商号达24处，有员工1 000余人，房产3 000余间。

在孟洛川长达60年掌管瑞蚨祥大权的时间里，对内部各层人员的管理又是严格有序、铁面无私的。他在同经理掌柜闲谈时，常告诫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用生、食、为、用作为治店宗旨。

1891—1894年，福润任山东巡抚期间，为孟洛川奏准江苏即用候补道之职；1899年山东受灾，巡抚毓贤委孟洛川为平粜局总办，孟洛川与其兄孟继箴认赈巨款，毓贤为其奏准知府补用道二品顶戴；1905年参与组建济南商务总会。1908年山东劝业道成立后，被任为济南商务总会协理；1906—1909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为其奏准头品顶戴；朝廷还诰封其为奉直大夫、诰授为光禄大夫。孟洛川善于结交权贵，其中最著名者为袁世凯。袁父死后，他作“三多九如”贡席，亲往路祭；袁母出殡，他担任治丧总管。袁世凯于1914年7月18日任命孟洛川为参政院参政。晚年孟洛川无力驾驭诸代理人，各店号走向萧条。1939年9月7日病逝于天津。

2.孟洛川的经营之道

（1）欲治其店，先正其心

走到瑞蚨祥，上面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匾，这是瑞蚨祥的经营方针，孟洛川处处以传统的儒家思想经营企业，强调“忠恕”二字：主张对人忠诚厚道，恕人责己，推己及人，提出“欲治其店，先正其心”的修身践言。1930年以前机器染布还不发达，多为白布染色，瑞蚨祥采购优质白布，以当时最好的染料委托染坊加工，绝不以次充好，瑞蚨祥所售青布、蓝布与众不同，久洗不褪色，买布时予以放布、放尺优惠，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宣传起到了比广告还要深远的作用，瑞蚨祥的“诚信”口碑不胫而走，不断扩大，致使瑞蚨祥的色布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广大的市场。

瑞蚨祥对所有的顾客都非常热情，一进门，就能发现专为买布逛店的顾客而设立的茶座，顾客可以在这里一边歇脚、聊天，一边享用免费的茶水，茶的质量决不含糊，哪怕做的是一笔小买卖，赚不到一壶茶钱，也绝不敷衍。

在物价不稳定的年景，如果当天有顾客以8分一尺的价格买回了布，第二天又回来买同样的布，但是这时的价格已经涨到了8.5分，那么瑞蚨祥宁肯赔本儿，仍然以每尺8分的价格卖给这位顾客，让老主顾满意。

在瑞蚨祥各店员工多为山东老乡，孟洛川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员工对待顾客态度必须谦和忍耐，要求员工注意仪表、礼貌待客，所有员工无论冬夏一律穿长衫，在柜台执勤不得吃蒜，不准吸烟，避免招致顾客反感。每个售货场地设“瞭望员”，监督员工的服务态度，如果顾客进店认真挑选商品并未购买，“瞭望员”必须了解是因为花色品种不全还是服务不周导致的，若是前者就向掌柜的汇报，研究改进，若是后者待业务结束后对此员工提出严厉的批评并以观后效。为使员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瑞蚨祥加大了对店员的福利，瑞蚨祥店的员工比其他同业绸布店有更好的待遇，每餐四菜一汤，逢年过节或者月初、月中的时候，更会大力改善伙食，以鱼肉等犒劳大家。

孟洛川恪守“顾客至上”的服务宗旨，同时他也很重视商战。都说“同行是冤家”，孟洛川十分清楚，在商战中要想取得胜利，除了解顾客外，更重要的是了解同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瑞蚨祥为了了解同行的情况，经常派人以顾客身份调查同行的商品质量、行情，便于自己给商品标价。凡是一般商品，瑞蚨祥的标价都略低于市价。遇到紧俏的商品，就适当地提高。

孟洛川为了多销售，在北京首创“礼券”。这就类似于现在的购物卡，不需要扛着大包小包送礼了，只需送张礼券即可，收礼人可以拿着礼券来提货，既方便了送礼者，也方便了收礼者。

（2）公正严明

在孟洛川长达七十年掌管企业大权的时间里，对内部各层人员的管理严格有序，铁面无私。他在同经理掌柜闲谈时，常告诫大家：欲治其店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要规规矩矩做人，诚诚恳恳相待。一旦有违背店规店训者，一律从严处理。济南瑞蚨祥有员工自恃是孟洛川本家又是他的亲信，不把店规放在眼里，一日与伙计打架被双双除名，任人说情也无济于事，孟洛川治店不苟私情、像阎王执法的形象在各个店号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孟洛川的事业成就

孟洛川在涉足企业的最初20余年间，生意有较大发展。1893年和1896年，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经营绸缎、洋货、皮货、百货。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门一带被焚，瑞蚨祥成为一片瓦砾，不得不迁至北京天桥设摊营业。1903年，北京瑞蚨祥新营业楼落成。后又在北京增设瑞蚨祥鸿记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鸿记新衣庄。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青岛设立瑞蚨祥缎店。1905年，在天津增设瑞蚨祥鸿记缎店。

1924年，济南瑞蚨祥增设鸿记分店。所经营的瑞蚨祥、泉祥等“祥”字号商号，遍布京、沪、津、济、青、烟等大中城市。1900年资本总额约40万两银子，到1927年时，年利润即达300万两白银。他除投资于企业外，还广置田宅。在章丘有田产2 300余亩，另在山东沾化、利津、泰安、莱芜置有庄田。章丘之住宅为六进院落，前厅后楼、左右厢房共近100间。孟洛川为当时中国知名的民族商业资本家，京津及济南等城市报纸皆以“金融巨头”称。

4.人物评价

作为儒家的后代，他并没有恪守祖先“重农轻商”的道德律令，这导致了孟洛川曾数次到邹城认祖归宗，都以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之门外。但是，孟洛川却深受儒家和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的浸染，并以此作为经商的准则和指导。他从商的原则是：以礼待客，才能以名得利；以德盛金，方能雄踞天下。以诚信为本，是瑞蚨祥历来取胜的法宝，瑞蚨祥能穿透历史，风格犹存，就是个最好的证明。

孟洛川一生多次举办慈善和公益事业，诸如设立社仓，积谷备荒；修文庙，建尊经阁；设义学，经理书院；捐衣施粥及捐资协修《山东通志》等。他也因此博得慈善家的称号，被誉为“一孟皆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