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蠡生平

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他曾辅佐越王勾践二十余年，“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但范蠡知道越王勾践为人可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于是功成身退，辞书一封，放弃高官厚禄，北上经商，一去不复返。

范蠡浮海来到齐国，更名改姓为鸱夷子皮，苦身戮力，耕于海畔，父子治产，没有几年就积产数十万。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齐国人仰慕他的贤能，请他做宰相。范蠡感叹道：“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就归还宰相印，散尽其财，分给朋友和乡邻，带着重宝，闲行而去。

行至于陶，范蠡以其智能，观察此地为贸易的要道，经营贸易可以致富。于是，他自称陶朱公，留在此地，从父子耕畜开始，根据时机做物品贸易，取薄利。时间不长，就累积巨万。后来，范蠡次子因杀人而被囚禁在楚国。范蠡说：“杀人偿命，该是如此，但我的儿子不该死于大庭广众之下。”于是欲派少子前去探视，并带上一牛车的黄金。可是长子坚持要替少子去，并以自杀相威胁。范蠡只好同意。过了一段时间，长子带着次子死讯回家。家人都感到悲哀，唯有范蠡独笑说：“我早知道次子会被杀，不是长子不爱弟弟，是有所不能忍也！他从小与我在一起，知道为生艰难，不忍舍弃钱财。而少子生在家道富裕之时，不知财富来之不易，很易弃财。我先前决定派少子去，因他能舍弃钱财，而长子不能。次子被杀是情理中的事，无足悲哀。”《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讲的就是范蠡对财富三聚三散的传奇故事。

范蠡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声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范蠡最后老死在陶地，享年88岁。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很多人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二）范蠡业绩

在越国，范蠡在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时范蠡并没有因此被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局势：能对越国构成威胁的吴国已经灭亡，其他诸侯国根本对越国构不成威胁，天下已经太平，功高盖主就很危险了。范蠡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向勾践辞官，携妻儿悄然离去。

范蠡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隐姓埋名，购买了一些土地，还亲自饲养贩卖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利用天时、地利之便雇人开盐田，搞渔业捕捞，还兼营杂粮等生意。范蠡开始经营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范蠡对收购来的山货开始分门别类进行放置，每种货物还分有等次。根据各地商贾的需求，他先将各类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个要货的地点进行出售，收款后，他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到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同时范蠡还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以这样的行事风格，在齐地种养经商，勤勤恳恳，在与家人的齐心合力之下，很快就积累了高达数十万的财产。

齐王听说范蠡擅长搞经济，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他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当相同三年后，齐国民富国强之时，范蠡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

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曹国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在陶邑，他重新创立家业。由于当时本钱不多，他的生意并不大，就像刚到齐地那样，平日里只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由于陶邑四通八达，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范蠡依靠自己的经营理念，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那些贫困的同乡老友，他说：“在我看来，经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钱财是身外之物，贪得无厌往往会适得其反。懂得用钱才能得到钱，这也是生财之道！”

（三）范蠡经商过程中的儒家思想

商圣范蠡在经商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儒家的思想，这也可以从他的经济思想中看出。他能预测市场行情，窥其先机，这一点在范蠡的商人生涯中是相当重要的，主要体现在他对谷物价格的把握上。范蠡认为，生产经营要讲求节令，劝农桑，务积谷，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要依规可循，农业的丰歉自然也会直接影响到谷物价格的涨跌。同时，在农业社会，谷物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他各类商品的价格波动，因此，掌握了谷物价格的规律也等于掌握了天下商品价格变化的规律，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自然是有章可循，制敌先机，获取巨利。

范蠡对商品在市场上价格上扬或下跌的趋势也有着精到的见地。他在《计然》一文中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真可谓当之无愧的“商圣”。(www.daowen.com)

此外，范蠡每次搬迁选择的地方都眼光独到。齐物产丰富，范蠡根据儒家齐家的教条率家人勤恳耕作，励精治业，不久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其贤能盛名也逐渐传遍了齐国。陶交通便利，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是最佳经商之地，操其师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

在人和方面，范蠡经商“依于仁”，以忠信为本，从不负人，富而好德。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很好地处理了义利关系，在经营中薄利多销，价格定得合宜，做到了“义然后取”。二是“能择人而任时”，也就是善于处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充分信任雇员，保证他们应得的利益。三是助人为乐，他在离开齐国前“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在陶地“三致千金”以后，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也”。仗义疏财、周济贫困历来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德之举，范蠡身体力行。他还毫无保留地把经商的秘诀传授给猗顿，使猗顿发家致富，这也是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表现。

（四）人物评价

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没有假冒伪劣，他又能够慷慨地回报社会，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家。司马迁深为范蠡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称赞其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他能把握时机，能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东西，当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范蠡经商不仅善于抓住时机，并且不追求暴利。《史记》记载，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而且薄利多销，不求暴利，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这是范蠡成功的秘诀之一。

在商业经营中，他又使用其师计然“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的市场预测理论来预测市场供需的变化，得以“候时转物”而“致赀累巨万”。在地利方面，范蠡最初在齐国经商，后来离开齐国到陶地。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觉得齐国偏远，交易有所不便；而贸易的首要条件，就是交通便利。这就是他迁徙陶地发了大财的原因。范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艰苦奋斗。他从越国的上将军变成普通劳动者，在官为本的时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禄，而范蠡坦然改变身份，埋头苦干，劳动致富，对传统观念做出了大胆的挑战，仅此一点对后人的启迪是极其深刻的。

在《陶朱公理财十二则》中，一些内容对解决现代企业存在的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价值。

第一，能知机，售贮随时，可称名哲。宜兴之陶业，相传为范蠡所创，蜀山之西有地名蠡墅者，即为范蠡别墅之故址。范蠡看到宜兴鼎蜀山区附近的泥土黏力强，耐火烧，宜做陶器，便发动当地群众从事生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宜兴可制陶不是范蠡到那里时才有的，也许有很多人都知道宜兴的泥土可制陶，但只有他意识到了这里的商机。他用商人的头脑，看到了财源，并以实际行动把有利的条件转变为现实。所以，能够把握机会，抢占先机是商界人士的首要必备的内在素质，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商人能时刻把握商机便是时刻把握住金钱。

第二，能敏捷行动，避免犹豫不决。范蠡能够及时且果断地确定自己的想法，并且正确地进行决策。范蠡经商之地的选择是对其最好的诠释。抛开范蠡是否为了躲避勾践这个政治因素不说，单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地理位置、交通及资源的分布对企业发展、对商业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从定陶的地理位置来说，定陶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中枢和济水、洛水的交汇点，水上交通十分便利。东可入海，西可逆流而上，南可达宋，北可入晋、卫，位置优越，货物的运转十分便利；从定陶的政治、经济地位上说，定陶是曹国的都会，是一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可以看出，根据商业经营的内容，选择那些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人流集中的地方经商，是商界人士必须考虑的外界因素。

第三，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关者众。能爱人，回报社会，德行在首。在经营过程中，待人接物以礼，交往人数众多，从而可以为自己商业的发展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并得到支持。范蠡既作为儒商，儒家核心“仁德”的思想便是其道德标准。这不仅体现于待人接物温文尔雅，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富好行其德”，这也是他作为商界成功人士的魅力所在。从古至今，商人尤其是富商在人们的印象中总容易与“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相联系。但范蠡作为中国商人的鼻祖，却做到了富而有德。经济利益不是他追求的唯一目标，行德济众才体现了他的人生意义。他三致千金，一再分散与贫交昆弟的做法，在别人眼里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富是仁德的物质基础，仁德是富的精神寄托。商业交易不仅是物质的流通，更是人性的体现。他散去的是金钱，收获的是众人对他个人与事业的支持，这才是智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