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但当时仅仅指两浙地区的商人，还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到了清初时，浙商才成了一个集体的专属名词，成了对一个区域性群体的特指。但当时的浙商概念仍是模糊的，浙江的商人们也刚刚作为一个集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成就远不如现在辉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越来越多浙江商人的崛起，浙商这一群体才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天的浙商是指以浙学的功利之学、事功之学等作为指导思想的商人，它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浙江籍商人，也包括外来的、在浙江从事商业活动并获得成功的商人。

（一）浙商文化

浙商文化是人类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铸就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是由浙商所创造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浙商在工商业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总和。浙商文化是在浙江区位特色中形成、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产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浙商群体有九大生命基因。

1.勾践原型

浙江古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吴国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重用良臣，等待时机，最终以弱胜强，攻克吴国，报了世仇。勾践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原型”，是浙商的真正内核，是浙商精神有别于其他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商群体身上，都流着勾践的文化血统。出生于“草根”的浙商群体，其创业的动因就是摆脱贫困。

2.陶朱遗风

越国名臣范蠡就是陶朱公。他和另一名臣文种一起，协助勾践灭掉吴国，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代霸主。但他明白“功高震主”的道理，认识到与勾践“只能共患难而难共欢乐”。于是，他决定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将治国之策变成经商之术。四海为商，积资巨万，得以善终，被尊为中国商人的始祖。

陶朱公创立的薄利多销、四通贸易、物价之贵贱源于供求之余缺，等等，被视作商界奉行的商业道德和准则。但是，陶朱公对浙江人影响最大的是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选择。一般中国人都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是获得高官，享受厚禄。但陶朱公则弃官场而入商场，重新创业，最后获得巨大成功。实现人生价值并非只有官场一途，商场的奋斗也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浙江人纷纷走向工商业界，以经商致富为荣。选择经商，成为浙江人的一种自觉。

3.儒家血脉

南宋建炎初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随宋高宗赵构南渡后建家庙立于衢州。南宗后裔大建书院，坐馆授学，使儒学在浙江大地得以广为传播和弘扬。儒家尽管主张重农抑商，但其核心价值是仁、义、理、智、信。儒家思想与浙江本地的经商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据专家研究，以衢州为中心，三百公里^[1]范围内，是中国历史上滋生商人的肥厚土壤。历史上的江西商帮、徽商、龙游商帮、宁绍商帮，以及当代的温州商人及其他浙江商人，都在这三百公里范围内。

儒家血脉在浙商群体身上打下的最深烙印是，为商之道，仁信为本；商战取胜，理性至上。浙商企业亏损少、失败率低、常青树多，就得益于儒家血脉的“现实理性”。

儒家文化，“孝道”当头，由此强化家族观念、宗亲意识。这种文化，在浙商群体中表现为强烈的“抱团精神”。正是有了“抱团精神”，才有了浙商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誉和诚信。儒家血脉，是浙商生命力之所在。

4.重商价值观念

经济力背后的实质是文化力。浙江文化元素中最强有力的是重商价值观。南宋期间，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崇尚功利，主张务实，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批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提倡“农商一体，发展工商业”。永嘉学派对推动后世浙江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实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基本观点都是“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商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挠、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浙商群体的精神支撑，就是这个“重商价值观”。

5.充满灵性的国民性

浙江背靠山岭，面向大海，在“七山二水一分田”上，养成了既精明又胸怀宽阔的国民性格。从根本上讲，浙江国民具有灵性飞扬的性格。这与北方人的粗犷热情、广东人的进取冒险、湖北人的狡黠倔强、湖南人的勇武坚韧，大异其趣。

商场竞争取胜，靠的是对商机的敏感和把握，靠的是对商战的运筹帷幄，总之，靠的是一种充满灵性的商业智慧。正是由于灵性飞扬，所以浙商在商业实践中自主意识特别强，个性显得特别张扬。正因为这份人格力量，使浙商能够敢为人先，不断创新，并遵循商业规律，“逐市场而居”，成为“中国的犹太人”。

6.开拓创新

在中国经济史上，浙江商人南征北战，挥洒自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神经敏感、性情温和的浙江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经济领域内具有开拓创新的天赋。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宁波商人为代表的浙商，心态开放，通脱旷达，不固步自封，不墨守成规，善于应对新事物，善于在社会急变中捕捉商机。他们以冒险之天性，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创造了当时上海(中国)经济领域内的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银行，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制造厂，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染整企业，中国第一家灯泡厂，中国第一家仪表制造企业……。(www.daowen.com)

浙商具有“足迹遍履天下”的经商传统，他们习于广采博纳，善于临机应变，惯于流动变化，宁肯到广阔的外部世界拼搏闯荡，也耻于安守家业，碌碌无为。浙江青田人，肩背小件石雕，顺瓯江而下，漂洋过海，在五大洲艰辛创业，至今小小一个青田县，有18万华侨分布世界各地。

浙商特别能够顺应时势，因时趋变。在他们心目中，哪里有变革，哪里就有商机。浙商“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在上海开埠后，适时抓住机遇，及时变换创业和投资的重点，从而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创造了诸多辉煌。

7.团结合作

浙江人注重乡谊、亲邻相帮、团结协作。外地人说浙江人“爱扎堆”，在南京有“温州街”，在北京有“浙江村”，这都是浙江人团结合作精神的体现。在20世纪初，旅沪的浙江商人在上海“之所以能事必成，功效显著者，则系于团结之坚，组织之备，一遇有事，即能互相呼应，踊跃争先，以收其合作之效”。这种团结合作之精神，在全国各地的浙商，在世界各地的浙商，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浙商之间存在着一个“圈子主义”。在浙商群体内部，存在以私人资金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在原始积累阶段，浙商一般要么向亲戚朋友借，要么入商会。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说明了浙商“团结合作”的力量。

8.乐善好施

浙商是一群“赚钱的动物”，但也具有急公好义、轻财乐施的品性。这一方面成就了浙商群体的道德人格，另一方面也为浙商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道德环境。影视巨子邵逸夫是浙商群体中乐善好施的杰出代表。他于1973年在香港设立“邵氏基金会”，四十多年来，在大陆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造福炎黄子孙。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邵氏基金会”兴建的“邵逸夫医院”“邵逸夫图书馆”“邵逸夫科技馆”等。不仅仅邵逸夫，像包玉刚、董浩云等海外浙商，都具有乐善好施的品德。

浙江人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但浙江是一方“仁义之乡”。浙商尽管遵循“在商言商”的商业法则，但浙商群体里较少有“唯利是图”之徒。对浙商而言，钱并不代表一切，它只是一种生存的工具，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进取精神的有效途径。于是，乐善好施，善待社会，成了浙商的共识。

9.爱国爱乡

浙江人的家乡意识相当浓厚和执着。浙商出击全国和全世界，操着别人难以听懂的方言，所到之处，必集合同乡，组织商会，以谋互助发展。现在全国各地，“温州商会”“浙江商会”等组织纷纷建立。这些同乡组织，是浙商“团聚精神的表现”，是浙商群体的凝聚中心，也是在外地的浙商的利益代表机构。

爱乡是爱国的基础；而爱国就更能爱乡。在南斯拉夫，当我使馆被美军轰炸后，浙江华侨就自发组织起来，给使馆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当“九八洪灾”时，一位富阳企业家，一次捐赠了100万元，还连名字也不愿向媒体透露；当“非典”猖獗时，许多浙江商人自发地向医务工作者和灾区人民捐钱捐物。浙商在“家、乡、国家、民族”几个结点上，始终秉承“爱国方能爱乡”的旨归，使乡土观念、民族意识、爱国情感得到完美的统一。国家强盛，家乡富足，是浙商在商海中搏击的力量源泉。

（二）浙江商人的特点

第一，他们有经商的历史传统。

第二，他们有一种披荆斩棘不言输，做不大就不做的精神。

第三，他们具有江浙地区轻盈而灵秀的文化底蕴。浙商的聪明和灵敏是其他商帮不可比拟的。

“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浙商创业精神是浙江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重商的地域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动表述，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大面积活跃的“文化基因”。

“三无”起步，“五低”起飞。即所谓“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却比跨国公司效率更高，只是因为他们与环境和发展阶段更“匹配”。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因此，并非草根们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这就是“落后的低级的”草根企业管理比跨国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有关浙商最著名的描述：“有浙商的地方就有市场”和“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浙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