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贾而好儒，与晋商齐名。徽商把理学作为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重儒，“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寄予厚望，期待甚殷。在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

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在明清两朝兴盛，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徽商的经营之道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薄利竞争(www.daowen.com)

经商离不开竞争，而价格竞争则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手段，而徽商大多数都信奉薄利竞争。歙商人许大兴就说：“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意思是，农耕能获什一之利，经商若亦取什一之利，就不会受到人们的诟骂，自己的心理也得到了平衡。这或许就是其只取薄利的原因之一。如休宁商人程锁在漂水经商，这里的惯例是“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但程锁贷钱“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争赴长公（指程锁）”。某年丰收，米谷登场，粮价大跌，其他商人乘机压价，唯有程锁以“平价囤积之”。第二年闹饥荒，粮价上涨，他本可以大赚一笔，但他却“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由于他始终低息便民，薄利竞争，终于树立起自己的“廉贾”形象。他在漂水市场坚持薄利竞争，使他的资产也“累数万金矣”。商家与顾客的关系，不是对立的，相反是双方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只取不予，一味敲诈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却毁掉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导致顾客流失，从而失去获利的机会，这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大多数徽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自觉地薄利经营。“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所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这可谓是大多数徽商的共识。给予民利的同时，薄利竞争的营销策略又使徽商在市场竞争中稳操胜券。

（二）以义取利

义利关系是经商活动中碰到最多的问题。商场上见利忘义、取不义之财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徽商却始终坚持“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的思想来经营事业。婺源朱文炽贩茶叶去珠江，抵达后却错过了大批交易的好时机，新茶也就不新了。于是他出售时自书“陈茶”两字。这当然影响茶价，当牙侩（买卖介绍人）劝其去掉“陈茶”两字时，朱文炽却不为所动。在徽商眼中，义和利的关系就好比泉水的源和流的关系，有源才有流，有义才有利，若“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若义与利出现冲突，不可兼得时，便坚持宁可失利，不可失义，舍利取义。明代休宁商人汪平山经营粮食生意，正德年间，某地闹灾荒，粮价猛涨，而他正蓄积了大批谷粟。如按时价出售，可多获利几倍，但他不愿乘人之危牟取暴利，而是将谷粟“悉贷诸贫，不责其息”，帮助众人渡过难关。像这样舍利取义的事例，在徽商中很常见。徽商能取得如此成就跟这一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

徽商经营的商品，以质量高而著称。茶商经营的歙县茶叶，因质量好而销路广，“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丰”，清代婺源茶叶还远销于“外洋”。徽州的加工业工艺水平高，“歙工首推制墨，而铜锡竹器及螺甸诸品，并号精良。若罗经日晷，则奇巧独擅矣”。徽墨也是历代贡品。这些高质量的商品，为徽商赢得了信誉。经商面临的对象是广大顾客，顾客的信赖是企业兴旺发达的源泉。而经营商品不求质量，则会使信誉受损，顾客流失，生意减少。对这些道理，徽商在实践中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们对于自己所经营的商品，十分注重质量，靠质量提高商品的信誉度。良好的商业信誉是靠商品的质量，优质的服务，经营者长期的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是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徽商的发迹，与努力提高和积极维护自己的信誉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