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俗称“徽帮”，即徽州商人，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朝。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七分之四，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

五代开始徽州就有个别的商人，但不是一个群体。到了宋代的时候，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到处跑的商人集团。在明朝中叶以后，它已经在全国形成了庞大的商业集团。南宋的时候，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而“行买四方”。作为一个商人集团，徽州商帮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广泛应用。

经商是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的无奈选择。徽州地区全是山地，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去外地购买补充了。所以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了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这样一丢，便丢出一个在中国商业史上称雄几百年的徽州商帮。

据《云间杂识》记载，在明成化年间，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人就有这样的评价，在北方是晋商，南方是徽商，都属于数一数二的。徽州商帮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根本的原因，是徽州商人的“多才善贾”。按照经济学来谈的话，一般的商业活动的条件，大致是需要一个市场。(www.daowen.com)

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他出生在清中叶，也就是在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戴震的父亲是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仅可糊口而已。为了生存，18岁的戴震，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为此，年轻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的滋味。在终日奔波中，戴震辗转京、晋、淮扬，讲学、应考，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会馆中安身。在这段时期，戴震结交了许多徽州学友，像程瑶田、汪梧凤、程晋芳等，他们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戴震与他们为友，熟知他们的情况，也深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追求。戴震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徽商活动的社会背景展开的。“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

徽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十分重视。明初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方可支盐行销。这种制度谓之“开中法”。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于是盐商中遂有边商、内商之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明代后期至清嘉庆道光年间，徽商掌握了全国食盐供给的市场权力，从此进入徽商的极盛时代，称雄中国商界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