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用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就是外王”。历代儒家经典著作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修己安人”也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这一思想。从“内圣外王”的思想外延来看，“内圣”是教人如何通过道德修养以达到圣贤境界的，涉及伦理学、教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领域；而“外王”则是教人如何献身社会、治理天下的，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伦理乃至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都可以归结为“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思想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乃至民族心理的塑造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儒家伦理的理论兴奋点来看，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是在思想人格上的塑造。纵观历代儒家伦理学说，有两类人格是公认的，这便是圣王人格和君子人格。而所谓圣王人格即“内圣外王”的人格，是全德、全智、全功的统一体。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个体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是道德上的至高至善的圣人，社会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是君临四海、恩泽天下，而“内圣外王”则正好是这两种价值形态的统一，成为其孜孜以求的完美人格。这一思想与西方同一时期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构成了异曲同工之妙。从辩证法的眼光来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个人价值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价值是实现个人价值的目的和归宿，只有把二者高度统一起来，矛盾双方才能在互动中得到良性发展，而这正是“内圣外王”思想的睿智之处。纵观儒商发展的历史踪迹，他们从思想和行为上对儒家思想加以继承，也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自己能达到这种“内圣外王”的人格境界的。当然，正如前面所谈到的，儒商在几个世纪的奋斗中，有急于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要求。在他们的行为中，也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如“散才”观念，以及“买官”的行为，但从大体上来说，儒商还是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从明代后期的儒商经营行为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他们开始对社会承担起了责任。而在现代社会中，决定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并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而是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换言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一个企业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地做大做强，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取得稳定的高利润，而且要创造社会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因为个体价值只有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每个企业都有其特殊的经济人格和道德境界，它不仅是衡量企业和企业家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尺度，而且是其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正因为如此，儒商所追求的极致人格“内圣”，发扬到现代企业道德境界中，一个企业要想达到“外王”——这一成功的巅峰，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它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即儒商的“内省”。任何一个企业在长期发展中，都会形成其特有的企业文化及伦理价值观，它是企业人格化的产物，体现在企业家和每个员工身上，渗透到企业的各个层面之中，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按照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和道德标准，可以把企业的道德境界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只追求经济价值的层次，它们把追求利润最大化视为企业的唯一目标，丝毫不顾及社会利益，是典型的“节约了爱”的“经济人”；第二个层次是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主，兼顾社会价值的层次，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它们往往会舍义而取利；第三个层次是既追求经济价值也追求社会价值的层次，它们在处理这双重价值目标的关系时，不是非此即彼的方式，而是使二者有机统一、良性互动起来，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使得自身的社会价值不断得到实现，在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经济价值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显然，这一层次才是企业应该不懈追求的“内圣”境界。(www.daowen.com)

其次，它必须通过自身道德资本的运营，努力促进一种由“内圣”向“外王”转化的机制。“内圣”是“外王”的前提，但有了“内圣”并不必然会导致“外王”，二者之间还需要一种良性的转化机制。即怎样将本企业的道德伦理价值渗透到企业的各个角落。从道德评价的角度讲，企业和企业家追求自身道德境界的提升是一种价值理性，但它同样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从中国许多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大企业来看，它们走向成功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提升企业道德境界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通过运营道德资本创造源源不断财富的过程。良好的企业伦理精神不仅成为它们的形象和标志，而且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成为他们成功的秘诀和制胜的法宝。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和企业家的道德境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企业的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企业家身上，他不仅是这种精神的承载者，而且是促使企业不断提升道德境界的推动者。而这双重角色都对企业家本人在企业伦理建设上的道德表率作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讲，“内圣外王”所蕴含的“修己治人”思想应成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座右铭。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企业和企业家“圣王双修”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