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虽然是儒家思想中的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但它所蕴含的思想，也同样影响着儒商的经营行为。

“为政以德”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周公旦，大成于春秋时期的孔孟，定型于两汉时期的董仲舒，完善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时期。作为一种以道德为根本管理手段、以“人性化、柔性化”为主要特征的管理哲学，儒家“为政以德”思想则蕴含着极大的智慧，如它强调的在管理过程中领导者的感召力和躬亲示范作用，它所倡导的尊重人、理解人、发挥人的积极主动性，它所体现的“以德为先、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及它在几千年管理实践中形成的一些伦理管理方法、制度和规则，都十分值得我们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汲取。

自20世纪初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泰罗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西方管理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过程。基于“经济人”的理论前提，“泰罗制”把管理重点放在对人的控制上，突出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金钱激励，认为金钱激励能满足“经济人”的物质需求，保持行为动力，而严格管理能使人的行为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X”理论。

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及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管理界对儒家企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融合东西方文化的“Z理论”诞生了。在这一理论看来，人既不是单纯的“经济人”，也不是“社会人”，而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而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人对组织的态度取决于自身的需求及与组织间的关系。与“复杂人”相对应，“Z理论”提出了“权变管理理论”，强调企业管理手段的变化与创新。但是，无论是X理论还是Z理论，从本质上来看都是把人视为达到企业目标的手段，人是从属于企业、为企业服务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手段人”的管理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东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在不断交融互补的基础上，都开始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突出人是中心，注重企业文化的培育、强调企业的民主管理与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当然，由于社会制度、经济水平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东西方的人本管理模式也呈现出很大差异。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模式是一种柔性化的管理模式，它以道德为基本管理手段，通过团队精神及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来培育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依赖，并以此来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和效力，管理过程具有人情化和软性化的特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主要是一种理性化的契约管理模式，它以法律、契约以及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先进方法为基本管理手段，注重对人的刚性约束，企业和员工之间主要是靠“契约”而不是靠情感来维系，管理过程具有契约化的特点。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这两种管理模式在实践中都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如日本由于在企业管理中过分强调秩序稳定、群体意识，使得企业严重缺乏创新精神和应变能力，同时，在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人才流动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终身雇佣制”也大大削弱了其企业竞争力。而美国由于过分依赖法律、契约的作用，也使得很多企业的凝聚力不强，员工的积极性较差，人际关系冷漠，很难在企业内部形成共同和持久稳定的文化价值观。在对东西方企业管理模式的反思中许多学者都在思考：有没有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既能吸收以上两种模式的优点，又扬弃了它们各自的缺陷。对此，我们可以从儒商的行为中，找到一些启示和回答。(www.daowen.com)

“以人为本”。民本思想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鲜明表明了这一主张。儒商在其经营行为中，巧妙地处理东家、掌柜与伙计的关系，并且也十分巧妙地处理好了这些关系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只有视员工为企业之根本，把尊重人、关心人、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与利益，以及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作为企业管理的前提，才能够不断增强凝聚力、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士气”，产生一种如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所说的“X”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企业与员工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滞则舟缓，水畅则舟易行。

“以德为先”。在道德与法律这种主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中，儒家德治选取了“德主法辅”的方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也十分强调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并且更侧重于以自律为主。它的优点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利于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养与塑造。二是节省了法律资源，以很低的成本取得了较高的效率。三是管理者本人在道德践行上的示范，能对被管理者起到良好的价值导向作用。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来说，在市场中取胜的关键在于其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则在于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及伦理价值观。但在这种共同价值观的最终形成过程中，法律契约固然必不可少，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道德和自律。同时，当这种“德主法辅”的管理机制一旦形成，企业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其竞争力也会相应得到增强。

“刚柔相济”。道德主要是靠自律，在管理过程中，如果过分地依赖道德，就会产生约束力差、应变能力不够强的问题。而在这一方面，儒商崇尚德治，他们通常是这样做的：一是德法兼施，刚柔相济。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法律只是达到道德目的的一种手段，以法治人的出发点是为了以情动人、以德服人；二是伦理的制度化，即把其伦理精神及管理理念具体化为缜密的制度，并通过制度的运作与实施，将其渗透到被管理者的心中，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精神的培育、应变能力的形成、管理效率的提高都离不开德与法的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企业文化中的柔性思维、注重情感因素以及西方企业文化的理想思维、注重法律因素，在儒家“德主法辅”的管理方式中都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