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和范蠡都是古代儒商的典范，他们的事业取得成功，并以济世救民为己任，因而赢得后世的敬仰。《盐铁论·贫富》云：“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在商业经营中，以子贡和范蠡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儒商们，以仁德、忠信为根本，构建了儒商经济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由子贡、范蠡等开创的这种“济世利民”的商业精神，与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是一致的，因此，为中国历代儒商所遵从，并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发扬光大，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舍财救国的爱国主义。即把自己的经商活动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发展联系起来，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把自己苦心经营赚来的钱财义无反顾捐献于救国救民大业中。在这方面，汉代的商人卜式是突出典型。卜式为汉武帝时大牧主和大商人。他靠勤奋和精明，牧羊卖羊发财致富，积累了巨额财富。当时正值西汉王朝连续派兵反击匈奴侵扰，战争开支庞大，国家财政困难。卜式主动上书朝廷，“愿输家财半助边”。后来山东等地发生水灾，“贫民大徙，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卜式得知灾情后，又持20万钱捐给河南太守用于救灾，其舍财为国的义举得到汉武帝的嘉奖，享誉一时。

二是实业救国的理想。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儒商表现突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统治阶级的腐败衰弱，使得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一批儒商高举“实业救国”的旗帜，投入工商业中，力求通过发展经济来拯救民族的危亡。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等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张謇于1894年在京城会试时考中状元。按常理他本可以在仕途大显身手，平步青云。但他却不顾世俗的横议，友人的劝阻，毅然离开官场而投身“实业救国”之路。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主要在于实力不如人，因而他提出“铁棉主义”，试图以振兴实业来救亡图存。他先是历尽艰辛在江苏南通办起了大生纱厂，进而围绕大生纱厂办起了包括机械、冶铁、日用品、食品、交通运输、银行、码头等34个企业；他还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形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他又利用工商积累，先后在通海地区创办了大学l所(筹备)，专科6所，师范3所，中学若干所，小学315所。另外还创办了博物苑、军山气象台、医院、养老院、贫民工厂等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谈到自己办实业兴教育的目的时说，改造南通的经济文化构造，进而改造整个社会，将南通的自治组织扩大到江苏省，进而扩大到全中国。张謇的追求和行为，可以说最充分地体现了儒商“济世利民”的商业理想。(www.daowen.com)

三是兴办教育培育民才、开启民智的精神。儒商相当一部分是读书人出身，对文化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他们把兴办教育与区域发展、民族振兴联系起来，因此，很多儒商经商成功以后，愿意捐资助学、投资办学，既为地区和民族发展做贡献，也借此实现自己济世利民的商业理想。在这方面，古代徽商表现特别突出。明清时代，徽州境内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商人兴办的学堂，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称。同时，徽商还在州县所在地捐资兴办了许多书院，弘扬学术。歙县大商人鲍志道曾捐三千金修建紫阳书院，又捐八千金修山间书院。徽州书院之多，居全国之冠，其中大部分是商人捐资修建。因徽商大力兴学，使徽州明清时人才辈出，“新安学派”“新安画派”“新安医派”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在近代，陈嘉庚“倾家兴学”的壮举，更可彪炳千古。他从20岁第一次返乡献出全部积蓄2 000元设立“惕斋学塾”起，终生办学不止。他除创立了十多所各种专业的“集美”学校外，还创建和资助兴建中小学达73所，其中最辉煌之举是创办了著名的厦门大学。此外，他还在新加坡创办和资助了多所著名学校，如新加坡华侨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南侨师范和南侨女中等。据估算，他一生所捐献的教育经费总数在1 000万新加坡币以上(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他的全部不动产。为了兴学办教育，陈嘉庚几乎捐献出了他的全部财产，倾注了巨大的心血。而他把所有这一切都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看作是挽救处于危亡之中的祖国的具体行动。此外，当代香港商人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等，也都是捐资兴学的典范，他们都捐资数亿、数十亿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中，充分体现了儒商“济世利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