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上，儒商崇尚的是“贤主劳于求贤，逸于治事”的用人思想，“圣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挥思想，“人君崇明不贵察”的控制思想，等等，此皆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如日立公司的经营信条是“事业即人”，丰田的口号是“既要造车，也要造人”，松下主张“造物之前先造人”。人本管理思想来源于“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核心。与儒商经营理念不同的是，西方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有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机械人”“经济人”，这表现在管理中首先是根据既有的物质条件，形成一整套规范制度，把人和物都纳入这大套规范化的制度中进行组合，人在实际上是被当作了一种与物同样的因素，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正如美国学者卡尔·佩格尔斯所说：“在西方世界，雇员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跟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一样。”在这种管理模式中，人实际上被物化，是作为整个物质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存在着，而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会思想、有情感的能动主体。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劳动者只是当作单纯的生产资料，以食物给予他们，就像煤炭添入蒸汽炉，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这种管理模式忽视对人的情感、精神需求的重视。

当然，现代的西方管理也强调人才的作用。但是，这与儒商以人为本为出发点的管理观念有着重大区别。儒商强调以人为本是认识和尊重人，是把人作为主体来对待。而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是把人当作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要素，还是逃不了人是经营活动中的一部机器。但是，西方商人这种以物为基础的管理思路以及以制度为本的物质化管理方式，也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管理有较好的统一性、稳定性，不会因一时一地个别人员的变化而影响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行，其不足在于对人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够，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就限制了效益的创造。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能更好、更大限度地发挥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比目标更高的效益；其不足之处在于管理有不少不确定性、随意性，也就很容易造成因个别人的变化而影响到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行，导致效益明显下降。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西方管理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逐渐从纯粹的以物为本的管理思想向人本管理转变。但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西方所谓“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在本质上还是将管理中的人视为一种物，组织发展的一种资源，即能力资源，而不是把人看作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在能本管理中，人的发展也主要服务于能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所以，现代西方能本管理是物化了人的本质。(www.daowen.com)

总之，注重人、以人为本是儒商经营管理的一个根本理念，也是区别于西方商人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虽然也重视人才，就其总体而言，是一种以制度为本的管理思想。在这种管理思想中，制度是决定因素，管理首先在于建立一套严密完备的制度，然后运用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调节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的组合关系，保障生产经营的有效进行。产生于19世纪末的“泰罗制”就是以制度为本管理的典型。它通过对工人操作过程每一个动作的精确计算，加以规范和简化，制定出一套最有效率的操作程序和标准，并通过严格的奖罚制度，促使工人去执行。在“泰罗制”中，工人和机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完全服从于唯一的原则——效率原则，一切行为都是按一个预先设计的程序运转。当代西方的行为科学等管理理论，虽然开始注意研究人的行为的内在机制，注重如何去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一些企业家也提出以人为本的主张，但就总体而言，其管理模式并未超出制度为本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