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守信不仅是经营策略，更是经济伦理，从一定意义上说，诚信也是一种经济规律。恩格斯对诚信问题的定位，曾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诚信的本质，首先是经济规律，其次才表现为伦理性质。经营活动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中进行的，双方能否建立诚信关系，对于社会和个人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国的一些企业家，如陈嘉庚、李嘉诚等在工商业的经营中，忠信待人，仁义为本，一诺千金，从而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在商业经营中讲义守德、诚实不欺、严格法纪、反应敏捷，才能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外企业家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儒商经济伦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现代儒商经济伦理的完善，更需要培育契约意识，建立和完善法律制约，尤其是信用机制，而这又必须和民主化进程相伴而成。舍此，我们就会离“诚信”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

“诚信”也是近世儒商的重要伦理。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张履祥《言行见闻录》)。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此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道光《徽商通志》卷196)信条。梁启超则盛赞晋商“独守信用”“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见《山西票号史料》第509页)清咸丰、光绪年间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高峰，全年汇兑达到两千万两银子以上，良好的信用正是其兴旺发展的重要因素。《续文献通考》曾如是评价山西票号的信誉：“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显著。”渠绍淼的《晋商兴衰溯源》中载有一条资料：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记录称“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儒商将诚实守信作为经营策略和指导，能降低交易成本，既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对其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

将诚信作为经商之本，在中国由来已久。作为儒家伦理精神奉行者的传统儒商则更为自觉地把这种“诚信”传统转化为经营哲学，用来指导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诚信为本”成为传统儒商一种基本的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也是儒商经营伦理的生命线。中国古代的许多经商谚语充分表达了这种诚信精神，像“诚招天下客，信聚八方商”，“忠诚不蚀本，刻薄不赚钱”，“一诺千金”，“童叟无欺”等，这些谚语、俗语是中国古代商人经商的基本准则，也是他们成功的经验，充分表达了传统商人，特别是儒商对诚信的高度重视。

传统儒商的诚信为本，首先表现在他们提倡在商业交往中要诚实不欺，诚恳相待，货真价实。歙县商人吴南坡重视经商信誉，他以“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来指导经商，以致“四方争趋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坡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短长”。程其贤经商，“年十六远服贾，往来闽越荆豫间，诚信自矢，不周利”。休宁商人陈世谅在南粤与岛夷相交易，能“以至诚相感召，夷亦敬而惮之”。明代商人歙县梅庄余更是“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新安休宁名族志》中记载明代著名徽商张州“以忠诚立质，长厚慑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之与游，而业日隆起也”。诚信不欺，在传统儒商中可以说很普遍，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在《山西商人研究》中就把“不欺”作为山西商人的基本美德加以充分肯定。(www.daowen.com)

其次，传统儒商的诚信也表现在商品交换中有诺必践，讲求信用，为守信用，牺牲利益也在所不辞。晋商在商业运营过程中，就是以信用为经营原则，他们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以至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他们经营处世的准则为“平则人易信，信则公道著”。以此准则约束自身，以做“善贾”“良贾”为荣，并将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几乎听不到晋商有舞弊之事。清代胡开文墨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更是因诚信经营留下佳话。胡余德精心研制出一种在水中久浸不散的墨品，购者甚众。一次有顾客购得此墨，但不慎将墨袋掉入水中，捞起来发现墨已溶化。胡余德得知此事后，不仅立即停售这批未按规定制成的墨，还将已出售之墨均以高价收回，并予以销毁。此举使胡开文墨店损失不小，但因此保住了信誉，赢得了顾客的广泛信任。

再次，传统儒商的诚信还包括在经营中对合作伙伴的信任。传统儒商从儒家性善论出发，强调以心换心，将心比心。自己以诚信待人，也相信别人必以诚信回报。明代商业中流行“伙计”制度，即出资人聘请一至几位可信赖、会经营的人来执掌企业的经营，合伙做生意。伙计不出资却可以参与分红，出资人对伙计完全信赖，交与他一切经营大权。伙计对出资人也非常忠诚，尽力工作，不贪私利，流传着许多忠诚佳话。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认为“合伙制”是明清时代中国商业经营的一种基本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商人之所以能够普遍地进行合伙做生意，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彼此间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