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即忠诚老实，就是忠于事物的本来面貌，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不说谎，不做假，不为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欺瞒别人。守信，就是讲信用，讲信誉，信守承诺，忠实于自己承担的义务，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去做。

（一）儒家“诚”德内涵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唯天下至诚，则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中庸》中论述了“诚”是自我完成与天地相伴随的规律和原则，既能成就人，又能成就物。“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讲的“诚”是大自然的本真状态，而追求“诚”是人的主体性展现。《中庸》和《孟子》均把“诚”上升到天道的高度。

《中庸》把“诚”视为德行之本，承载德性根基，认为“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为此，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道德境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儒家把“诚”视为“天道”，在于他们看来，“天”不仅是自然之天，同时也具有灵性、神圣性，是义理、德性之天，因而可以将“天”道德本体化、心性化。同时，“天”又具有必然性和强制性。儒家把“诚”视为天道，把“诚之”“思诚”当成人道，进一步将“诚”作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实践素质加以张扬。

《大学》中倡明“诚意”之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把“诚意”作为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同时要求人“毋自欺”。

宋明理学把“诚”看成人的基本德性。朱熹“诚学”的最大特点是以“实”解“诚”，认为“诚者，实有此理”，“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由此，“诚实”作为一个组合词成为宋明理学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朱熹站在理学角度进一步表明，“诚”不仅是外在的、客观的、本源的天理，也是人主观内心的真情实感。

（二）儒家“信”德内涵

“信”在西周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其思想内涵，如“信用、信誉、信任、信心、信义、信仰、信念”等多种，同时又经常同其他道德范畴连用，如“忠信、诚信”等。“信”字从人而言，是人言的合写，人说的话为之“信”，可见守信用的话，才是人话。《论语》提到“信”字就有20多处，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信则民任焉”(《论语·阳货》)。言又包括语言和言语。按常人的说法，信就是一种用来进行人际交往和沟通的言说道德，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内而言，“信”表达的是人内心的真实无妄态度，是对“忠”和“诚”的一种坚守，是历代儒家所极力倡导的忠心和诚心，它们均为信的心理基础——诚本信用和忠本信用。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何谓忠信？邢昺在《论语注疏》中指出：“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无欺谓之信。”俗话说“言为心声”，由忠而言、心言如一即为信。(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对外而言，“信”代表人的言行一致，即孔子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作为“信之言”实为“诺言”，因此要有信就务必要践行，即讲信誉。

“信”是做人之本。儒家认为，信是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根基，是待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论语·学而篇》有大量有关诚信价值规范的言语。孔子说“敬事而信”“谨而信”“主忠信”等。荀子在《修身》篇对人讲信的作用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在为人处世之道中，先秦儒家尤其注重把“信”作为交友之道。孔子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个人的社会理想。先秦儒家凸显了“信”作为交友之道的内容意蕴，处理或调节其他人际关系也要守信。

先秦儒家的尚信思想对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宋初政治家司马光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清代郑端在所撰的《政学录·卷三》中说：“信者居官立事之本。与民信，则不疑而事可集矣。期会必如其约，无因冗暂违；告谕必如其言，无因事暂改。行之始必要之终，责诸人必先责己。”

在儒家诚信思想体系中，尚信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一方面，“信”是达到某种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民无信不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信则人任”，“信立而霸”；另一方面，“信”本身也是个人和社会值得追求和倡导的道德价值目标——“言忠信”，“敬事而信”，“笃信好学”，“足食、足兵，民信”，“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信者居官立事之本”等。正因如此，《礼记·礼运》不仅把“信”与“仁”“公”“和”一起拉入“大同社会”理想之中，还把“信”作为“小康社会”的价值理想加以肯定。

“信”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义利观”相比，学界对它取得较为一致的认同。它往往有两层含义：

一是治国之要。《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首先要有充足的粮食，其次要有充足的军备，然后人民就会信任政府了。”子贡接着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去掉(三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信任被最后保留下来。《论语·学而》载：“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意思是：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并且讲究信用。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特别重视政府能否做到取信于民，能否遵守各种信用。

二是交往之要。信，是指信守诺言，它是做人的根基、人与人之间交往沟通的准则。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无信不立”。《论语·为政》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把“信”看作是做人的根本，人言而无信，就如同大车没有安装横木的輗，小车没有安装横木的軏不能行走一样，是无法立身的。《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孟子认为“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真诚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自汉代董仲舒以后，“信”被列为“五常”之一。中华民族以“诚信”作为行为准则和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守信用、讲信义成为中国人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和基本道德。

以诚待人，讲信用，说话算数，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这一切都必须在符合正义与正确的前提下体现出来，即“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这就是说，不符合义理的诺言不必兑现，不符合义理的盟约不必履行。能做到符合义理的“信”，其人格定是高尚的，其思想素养定是深厚的。做人的根本在于“信”。信，是人际交往的法则，做人的根本，人与人之间最初级的交流和沟通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基础。

作为商人，讲信义是生意兴隆之本。对消费者讲诚信，真正做到信誉第一、质量第一、童叟无欺、顾客至上、言不二价等，就会招揽更多的顾客；对国家讲诚信，就会受到政府的保护和关照；对员工讲信义，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大家就会团结一心，恪尽职守，做好各自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