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将“知（智）”“仁”“勇”三种美德视为构成君子人格的三要素，“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儒家认为“智”“仁”“勇”以“仁”为核心，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智”若离开“仁”，必将迷失方向而流于恶。“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反之，“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只有以智慧明辨是非和善恶，方可爱所当爱，恶所当恶。“勇”若离开“仁”，“勇”就势必成为背义之勇。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所谓“杀生成仁”，“舍生取义”，说明“智”和“仁”也离不开“勇”。君子只有具备“智”“仁”“勇”三达德，才能逐步地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而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格所追求的完美人生理想境界。

孔子之孙子思在《中庸》中，从理论上进一步将智、仁、勇概括成“三达德”，指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即认为“智”“仁”“勇”是通行于天下最基本的人类美德。“智”即是“明”，“明白”。在智的前提下才会有真实道理；“仁”即是爱人，是执行力的源泉；关键在于仁字。仁分大仁，小仁；怀小仁不伪则可以齐家，睦邻，亲朋；怀大仁者，先大义而后才小家，有仁有畏者，忧国患民之文士，其心可鉴有心却无力；夫有仁而复又勇者，大丈夫。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君子只有勤奋好学，以求渊博知识，方能明白天下事理，故曰：“好学近乎知。”君子不只好学求知，还应尽力实行，使自己成为言行一致的仁德君子，故曰：“力行近乎仁。”在知行中君子难免做错事，只要自知羞耻，勇于知错改过，就能成为“过而改之”的君子。只有具备这三种品格，“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说明“三达德”的君子人格在修身治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中庸》中还指出，调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间的关系，就是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此说，三达德就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智、仁、勇靠诚实、善良的品德意识来培植加固。《中庸》中记载：“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www.daowen.com)

宋明理学家在儒家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把“勇”分成“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两大类。所谓“血气之勇”，即是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鼓起的勇气，如暴行、蛮干，斗殴、自残等。所谓“义理之勇”，是指由道义而激起的勇气，如坚持真理而“百折不饶”之勇等，一再告诫人们“义理之勇不可无，血气之勇不可有”。

儒家提倡的“德义之勇”还有善于知错、改过之意，敢于自我否定。在儒家看来，人皆有过，连圣贤也不例外。问题不在是否有过，而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失。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

儒家“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虽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也蕴含有人类普遍理想人格思想的胚芽，具有永恒的普世意义，不仅为塑造现代儒商的人格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式，而且“三达德”所包括的许多人共有的高尚道德，也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华人企业家中，要想把自己培养成现代儒商，就必须从儒家“三达德”思想中吸取其合理成分，努力寻求“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使“三达德”成为现代儒商必备的重要思想要素。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启示，要想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