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义”与“利”的关系，西周初年就有“利者，义之和也”（《易》）的认识。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曾说“义，利之本也”；但是，作为一种明确的道德规范体系的义利观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

“以义为上、以义制利”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主旨，儒家主张“义”重于“利”，但其主导思想更倾向于“以义取利”。儒家并不排斥求“利”的行为，主张在“道义”的指导下实现“义利统一”。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孔子在其论述中谈“利”不多。但是，他是在真心肯定人民的富庶，即人民之“利”。如果财富可得的话，让他做个市场的守门卒他也是愿意的。孔子不光不反对获得私利，他还支持自己的学生子贡经商赚钱。孔子希望人们面对利益，看它是否符合道义，然后再决定取舍，提出了“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篇）和“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篇）的原则。在取舍之际，主张以“义”为标准，强调求之有道，对于不符合“义”的“富贵”，他视之如“浮云”。孔子不但不反对老百姓的私与富，也不反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私与富，更加倡导国家的富裕。孔子强调得之以道、取之以礼。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

在对待“义利”关系上，孟子是既有分寸感又有灵活性，在公私、利义兼济统一上，颇具辩证智慧。孟子对魏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表面上把“利益”和“仁义”对立起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何必曰利”实际上是针对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而且是针对时弊而言的。

孟子提倡“制民之产”，让每家有百亩之地，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他希望人主多考虑百姓的利益，痛斥王公大人标榜的利国，其实是只顾一己私欲的满足，不顾百姓死活。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希望人们有恒产，当政者有义务使得百姓富足，省刑罚，薄赋敛，并救济弱者。这种老百姓的“利”，在他看来是符合道义的。行仁义，就该让人民得利。(www.daowen.com)

儒家强调的义利统一思想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求利当以道义为标准；第二，坚持道义与谋求公利，即坚持百姓之利与社会整体长远的利益是统一的；第三，义与人主、人臣或君子之正当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也才能保证自己正当利益的获得。“义”能“聚民、丰民、得民”，与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长远利益也并不矛盾。

百年老字号“瑞蚨祥”掌门人，近代儒商孟洛川的善举，彰显了其店训内涵所蕴含的仁爱与道义，义与利的统一。由此，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享有“义商”美誉的中华老字号“瑞蚨祥”，百年奉行以德经商的“生意经”。其经营理念直接影响到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使沃尔玛公司取得经营上的成功。瑞蚨祥商标的“青蚨”预示着瑞蚨祥的待客之道。瑞蚨祥绸布店老掌柜孟鸿升创店伊始立下店训：“诚信筑基，悦客立业”“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瑞蚨祥北京店遭受大火之灾，店内所有账目物品化为灰烬。其掌门不因灾难推脱责任，并郑重承诺：凡瑞蚨祥所欠客户的款项一律奉还；凡客户所欠瑞蚨祥的钱物一笔勾销。从此，北京瑞蚨祥名震近代商坛，位居北京“八大祥”之首。沃尔玛世界连锁经营就借鉴了瑞蚨祥全国连锁店的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