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义”

古代社会“义”字的繁体为“義”。其形由“羊”“我”二字会意而成。上古时代决狱（审判案件的推理方式）时，作为“聪明正直、公正无私、极有理智的动物”的“羊”，常常被用来“决嫌疑、别善恶、明是非”。因此，古人就以“羊”作为美誉吉祥的象征。“我”字的甲骨文本是一种戈形兵器的象形，后来文字假借为表示第一人称代词。据此，“义”的本义：以“我”的力量捍卫正直公平、善良美好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后来，词义又被引申为“己之威仪也”。

“威仪”在古典文献中解释为在君臣、上下、父子、内外、大小等一定的伦理道德关系中，言论、行动与道德容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令人敬畏、引人效法的威严。古代君子具有了这种威严，就能成为人们的表率。由此，“义”就具有了一种道德威慑力，具备了道德的内涵。所以，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四维：仁、义、礼、智”和汉朝以后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都把“义”作为儒家基本道德的重要内容，其地位仅次于“仁”。“敬长”“从兄”，表达了“义”，含有“敬其所当敬”的意思，即行仁有一定的范围、边界和分寸感。义是行走的正路，是行仁德的人实现“仁”的道路。

孟子认为，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过来，是不义的。每个人都有不应当做的事，把他扩充到所肯干的事上，不做一切不应当做的事，就是“义”。孟子所说的“义”，含有尊重别人的所有权、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和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的意思，尊重别人就等于尊重自己，守住了自己的本分。

综上所述，“义”是对事情“应当”与否的判断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包含“公正”“正当”“正义”之意。无论是“君子义以为上”（见《论语·阳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论语·述而》）等，还是孟子的相关论述，都是对“公正、正义、正当”的肯定。这就是人们通常讲的“道义”。所以，“义”含有社会公正性与正义性、行为正当性的要求。特别是在权益与义务、奉献与索取的矛盾中，作为做人标准、道德原则的“义”要求我们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利益，克己、正己，不获取不应当获取的东西，把道义、公正放在首位，行其所当行，处其所当处，以公正之心，行公正之事。

“义”有两大基本特征：第一，行为只求是否应该，毫不考虑能否对自己产生利害。第二，行为只求尽心尽力，不求能否成功。从主体角度看，义有群体之义和个人之义两种形态。群体之义称为公义，是指为了集体、国家、社会以至全人类都追求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个人之义可称为私义，是指为了个人的理想、愿望，为了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将成败得失以至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百折不挠、奋斗不止的精神与行为。公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要高于私义，是私义的发展和升华，是大义的体现；私义是公义的基础和源泉，没有私义就没有公义。(www.daowen.com)

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商业伦理出现滑坡，公民个人道德养成也亟待提升。2008年出现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缺失基本的仁爱关怀和公德之心，商业伦理败坏，造成严重的后果和不良的社会影响，是违背公义的行为。一些民营企业的“污染问题”、金融担保机构的融资跑路现象，一些不法分子的坑蒙拐骗问题，电信诈骗、校园贷、套路贷等黑痞诈骗问题等，造成恶劣的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这些问题和现象，背离了群体之义，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二）“利”的含义

会意字“利”的字形从“禾”、从“刂”。显然，“利”字本义应该是“以刀割禾”，即运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采集自然果实或收割成熟的庄稼。甲骨卜辞中，“利”已有“吉利”用例，指特定活动获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利”又通常被用来指称“物质财富”。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的“利”有三种意思：一是泛言“有利”；二是“众人之利”；三是“一己之利”。三者都表示“利益、功利”。广义的“利”不仅指物质利益，也包括可以转化为物质利益的其他因素，如名声、地位、权利，等等。狭义的“利”仅指有实体形态的物质利益。从主体上看，“利”也有“公利”（阶级、政党、民族、国家乃至人类之利）与“私利”（个人利益）之分。“纯粹真实、完全彻底的公利反映和代表着全民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公利趋近于“义”，具有“义”的属性，但其根本内容是物质之“利”。“私利”是“利”的最直观、最直接、最易于把握的形态，常常被当作“利”的主要形态甚至唯一形态。孔子对利的论述一般限于个人利益，即私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

冯友兰认为，行义之人，无所为而为，其行为不能以求自己的利为目的。仁义道德是古代社会的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