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是儒商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商人都是怀着“实业救国”的共同信念，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同时努力传播爱国思想。他们虽然是资本家，但无不怀着崇高的爱国精神担起了挽救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担，承担起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工商业振兴的这段黄金时期，曾经活跃着一批代表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式工业和精神面貌的民营企业家，如南通大生集团创始人张謇、无锡的“面粉和纺织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中国“重化工之父”范旭东、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和“火柴、煤业和企业大王”刘鸿生等。那时，中国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直接影响民营企业的正常生产。但是他们的出现，造就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张謇曾这样说。他把企业很多利润都投入了公共事业上，以至于南通这个曾经不为人知的小县城，作为“南通模式”的载体一跃享誉全国。

（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作为中国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创业家的一代巨子，张謇以实业、教育、宪政为三个主要支点，开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风气之先河。虽然在规模和深度上无法与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企业家相比，但在开启中国商人特有的企业家精神上他们并无二致。

除了冒险、创新和牺牲精神外，中国近代企业家把他们个人的成功和时代的需求紧紧结合在一起，在那样一个积贫积弱、数百年来处处落后的情境下，他们深信实业能够拯救一个国家和民族。

重庆人卢作孚思想进步，早年参加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运动。而卢作孚先生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上是少数真正付诸实践而取得成功的人。他办学校、办图书馆又致力于教育事业，在泸州进行新教育试验、于成都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将教育与实业融为一体。

范旭东是范仲淹的后裔，曾留学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立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他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先天下之忧而忧”，毅然投身商界。

荣氏家族在我国是一个传奇的家族。荣氏兄弟是商业界一对最佳组合。

哥哥荣宗敬(1873—1938)和弟弟荣德生(1875—1952)

荣氏兄弟是江苏无锡荣巷人，他们早年在钱庄当学徒，后走上创业道路。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当时，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漏卮日盛，遂决定筹办面粉厂。1900年10月，他们以6 000元钱庄盈利作为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荣氏兄弟之后又创办多家企业，是著名的民族企业家。

荣德生创建了江南大学，进一步发展了教育事业。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民国时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的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他们的做法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他们重视人才培养，致力于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

荣氏兄弟在无锡的“劳工自治区”给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如免费医疗，带薪休假（服务一年者经主管同意休两周，满10年者可休3周）。

（二）不耻言利，争取经济自由

民国时期的商人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地争取经济自由。中国的文化传统重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中国民办企业发展很快，这与清末的新政、“一战”造成的外国资本暂时性收缩，与军阀混战期间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干预减少、全国性的官商垄断势力减弱有关系。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商人的经济自由更多一些，类似于思想文化，也是在这种时期更为活跃更为丰富多彩。他们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地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亚当·斯密）。

（三）一人发财，不能让别人倒霉

“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销煤炭时就认识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刘鸿生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而是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送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让码头公司职员学习英语。

民生公司规定，每年从盈利中提3.5%用于职工文化事业费。他为职工提供的福利待遇甚至比如今的一些国企做得还要好。

“上海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第一个推出“一元起存”、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不弃贫民的服务方式，他的口号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烦琐”。正是这样的理念，才使他的私营银行立住了脚，并且越做越大。

这些现代企业家注重诚信，有强烈的质量和品牌意识。这与他们的爱国心、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有关，也与当时对外、对内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关。他们是把企业当千秋事业来办。冠生园创办人冼冠生的经营理念是“本心，本领，本钱”，要求“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绝不容许用劣质或变质的原料做食品。偶有一批果酱出货后发现有发酵变质的现象，他自请处分，并率公司人员上门各店号致歉，包退包赔。

（四）民国企业家敢于承担社会责任

民国时代，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担负起了他们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奠定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基础。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仅要在当代商人身上传承，更要不断地传承下去，支撑起中国工商业的振兴富强之路。(www.daowen.com)

（五）新儒商文化的创新与形成

1.什么是新儒商

具有现代人文道德、有社会责任感，又具有现代管理能力、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就是现代新儒商。他们有以下特点：

①以德为立身之本。

②坚持实践“利”与“义”相统一的价值观。

③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

④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

⑤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同时，这些特点也是现代新儒商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

2.新儒商文化的特征

新儒商文化吸收了旧儒商文化的现代价值，传统儒商的“仁爱”“民本”“民生”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实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忧患、改革、创新、竞争精神，“反求诸己”的精神，这是中国现代儒商文化的思想源泉。

旧儒商文化中儒商道德“以义取利”“诚敬待人”“言信贷实”“和睦谐调”“勤俭廉洁”的合理内核，成为新儒商文化道德的重要内容。此外，传统儒商精神还是现代儒商经营管理的智慧宝库和企业形象设计的根据。

新儒商文化摒弃了旧儒商文化的地域性、宗法性、行会性，克服了家族经营、以官为本、忍让等缺陷，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养，又具备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意识。新儒商文化有如下的特征：

①新儒商文化的政治价值观体现为爱国主义精神与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民族大义。

②新儒商文化的商业价值观体现为“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创家立业”的功业意识和“治生裕后”的功利追求。

③新儒商文化的管理思想体现为以人为本，把人当作经营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崇尚“贤主劳于求贤，逸于治事”“人君崇明不贵察”等，通过对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创造出优秀的经营业绩。

④新儒商文化的工作伦理精神体现为具有勤勉敬业的工作态度、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

⑤新儒商文化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现为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买卖公平的交易准则以及和气生财的处事方式。

⑥新儒商文化的经营之道体现为开明的家族本位经营组织方式、契约与人情相结合的交换方式、薄利多销的经营方针、因名求实的经营艺术、以和济争的经营方法和趋时应变的经营策略。

⑦新儒商文化的处事风格体现为稳健求实的办事作风、亦贾亦儒的生活方式和君子商人的人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