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半叶，政府推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儒商文化的发展陷入低谷，但其内涵仍不断发展。

（一）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到陌生的世界

鸦片战争使中国变成主权概念上的民族国家。国家需要与其他民族国家激烈竞争，重新进入战国时代。农耕文明，受到欧美海洋工商文明的强有力挑战。由儒学外化出的中国式典章制度及文物器具，渐渐不合时宜。旧的务外儒学，已不符合新时代的需求。传统的典章制度，与西式器物工具的生产与使用格格不入。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为清算旧的典章制度做了理论上的铺垫。他学习董仲舒更化改制，强调安学习西方，使中国不断向前进步，以实现西方式的富强。他站在今文学派立场上，斥责古文经书都是“伪经”。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把孔子塑造成了一个为救世而“托古改制”的教主。“六经”乃孔子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创作的宣传品。他用进化论观点，看待历史的发展，将历史的进化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在未来，从短期看也有三世：治世、衰世、乱世，一治一衰一乱三世循环。他认为清朝末季，最糟糕也最光明。衰世已降，而乱世已露端倪，正处在一个由升平世而入太平世的门槛上。如积极更化改制，拯救乱世，中国就会步入太平世，最后由乱世致小康，由小康致大同。

康有为为今文经学张目，妄自尊大，又受王守仁心学末流的影响，既要乱学，也要变道。他所崇的孔子是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想象出来的一个道具。其学说本质上是否定孔子之学、否定六经、否定整个儒学道统。其目的是为了摆脱传统的强大惯性，由自己根据时代的需要，遵循儒家的基本原则，再造一个新的康氏儒家，以应对西方的挑战。康有为并没有成为新儒家的圣人，他推动的“维新变法”也未成功。

如果遵照黄宗羲的路子，改造务外儒学以维新，或许成功的概率要高许多。黄宗羲本欲维护儒学不坠，明学术而正人心；但却因他而学术分歧更大，人心迷惑更重。其学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孕育出两大恶果：一是全盘否定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二是全面怀疑中国的典籍与古史。(www.daowen.com)

清末民初时期，自然经济仍然在社会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但外资经济、洋务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相继出现，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发生变化。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工业化步伐。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外资经济、洋务经济以及后来的官办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的转变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推动了政治的变革。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成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二）晚清时期三大著名商人

胡雪岩，安徽绩溪人，名光墉，字雪岩，生于1823年，因依靠左宗棠，力助其西征及开办洋务，其所办的阜康银行由此左右逢源，一时威风无二。后由左宗棠出奏保荐，受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杏生等，江苏武进人，1844年生人。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或参与下完成的，此外，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

王炽，1836年出生，云南弥勒县（今为弥勒市）虹溪人，字兴斋，年轻时因斗殴杀死表兄后逃至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清廷先后赐他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