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商食官

工商食官是西周春秋时期工商业发展的基本制度。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工商食官”按三国时韦昭的解释是：“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曰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工商食官是商、周时期农村公社制度存在的前提下工商业的一种发展模式，也是国家对工商业的一种管理制度。既有“公”的性质，又有“私”的特点。它是社会分工尚不发达的产物；夏商时期出现，周代达到鼎盛，春秋末期遭到破坏，战国时期解体；官营工商业占据绝对优势；是农村公社制度下的产物。

（二）自由商人崛起

先秦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商业活动规模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不断发展，自耕农、私营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大量出现，社会的发展需要商业活动的自由发展，自由商人应运而生。自由商人的崛起使“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在这一时期，商人不再是那种小规模的经营。如果说殷商商人是在摆地摊，那么，这个时候的商人就是在开商城了！

商人最早主要活跃在殷商故地宋、卫、齐等国。后来，社会的大变革、大动乱给了商人更多机会。商人被诸侯们看作信息传递的载体，使臣出使别国往往带很多特产，商人们就会伴随左右，来往于列国之间。外交谈判的成功，会带来两国边境之间频繁的贸易商机。而谈判失败，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向其他更多的国家。在这种外交战争中，商人的生存能力得到历练。

春秋战国的纷争格局，使诸侯列国放松了对商人的管控，而且大多数诸侯国都看到发展商业的好处，大力支持商业和自由贸易的发展。齐国、宋国这些国家自开国以来就在推崇商业，逐渐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最富裕的国家。齐桓公称霸诸侯之时，曾经与列国签订盟约，规定“无忘客旅”，以保护来往于列国的客商们，“无遏籴”就是要保护粮食的自由贸易，数年之后还通过降低关税、市税来保护列国商人的利益，这种政策流行于诸侯列国。

管仲把商人们派驻到各地的商贸市场，“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价，负任担荷，服牛格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卖贵。”就是商人们是监督和管理市场的重要媒介，看到市场的价格变化，就能看到人民的生活状态。这是管仲从经商之中获得的启迪。齐国经管仲推行的商业政策，发展成为当时相当富庶的国家，后世很多商人将管仲视作祖师爷。管仲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商人们最有体会，他们低买高卖，资金流的运用是最为娴熟的，经过数百年的努力耕耘和奋斗，商人步入社会主流。在列国贵族眼中，商人的重要性不同于过去。

对待商人的态度变得较好的还有郑国。当年秦国偷袭郑国的时候，郑国有个商人凭借一己之力骗得秦军撤退，郑国因此转变对待商人的态度。郑国对商人甚至有“世有盟誓，以相信也”的承诺。(www.daowen.com)

晋国的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惠农”，推进商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就是要大力招商引资，把外国的繁荣商业引入晋国，以发展晋国的农业生产。晋国的经济政策得益于此。晋文公为晋国带来经济腾飞的根基，此后百年之间，晋国“国无滞积、公无禁利”，商品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晋国的强大。

孔子在鲁国执政的时候，对商业非常重视。他积极整顿商贸秩序，打击伪劣产品。商人的地位在有识之士心中得到提升，商业成为振兴国家的重要产业。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经营的商人。孔子的弟子子贡术善学明，转货致富，积累千金，乐善好施，品德高尚，为儒商文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范蠡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实业家，他“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他是春秋末期崛起的杰出商人，被后人尊称“商圣”。战国时期的著名商人白圭，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善于用人，薄利多销，抓住时机经营。不仅取得了经营的主动权，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其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士商合流

先秦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子贡是士商契合的典范。子贡亦儒亦商，不仅是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中屈指可数的学有所长者，而且善于预测行情，及时买卖货物，因而家累千金，富比陶朱。更为突出的是，子贡的经商谋利与孔子的游说传道相互结合，相得益彰，将士商契合引入最佳状态：“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由于孔子及子贡等人的努力，在早期儒学中孕育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儒商精神。

范蠡集士商于一体，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早年在越国跟勾践打江山，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将军。后来隐姓埋名到了齐国发展经济，然后被重用为宰相。他善于急流勇退，最终又辞官到陶邑经商而致富。他乐善好施，乐于帮助别人，留下富而行其德的美名。但由于后期经商，尚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