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民族。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与振兴根基。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康有为借孔改制、实行维新变法开始，到20世纪新儒家学说的兴起，历代儒家学者都抱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孜孜不倦地探索儒家文化的复兴之路。

作为新儒家理论的代表，贺麟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道德观念的现代化，而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就是对儒学、礼教进行现代化改造，由此培养造就更多的有学问、有修养的“儒工”“儒商”，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的栋梁和柱石。

杨子彬教授则在《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明确提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学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体的子贡。”

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章建刚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中提出了儒学发展的“三条道路说”：

第一条是政治化的儒学即礼教，儒学只是一种过分夸张的家族伦理，否认平等的权利、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倒”的正是这样一种礼教。(www.daowen.com)

第二条是道德化的儒学，强调加强个人修养、回到道德之心的自觉行为，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否认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无法满足今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需要，使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难以真正促成儒学的复兴。

第三条道路即经济伦理化的儒学，是使个人道德修养与经济秩序、法制建设结合在一起的儒学。章建刚极力呼吁：“不要以为道德是在市场之外的，要看到市场内在的伦理学。如果有了这样的儒学，传统的儒学就可能对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才有可能在普遍接受、普遍共识的意义上达到复兴。”

儒学的第三条道路(即“经济伦理化的儒学”“市场内在的伦理”)就是“儒”与“商”的有机结合，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将担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振儒家文化、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