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蔬菜流通经历了自由流通、计划流通、从计划到市场流通的变革等阶段,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贾益东(1985)[21]研究认为在新时期应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变单一所有制经营的局面。并研究了新流通模式建立的两个前提和建立后流通组织形式的四个网状结构。黄国雄(1988)[22]提出改变农产品流通的收购—调拨,和从上而下的分配—供应的传统观念和做法,要变纵向流通为横向流通,变单一的市场向多层次、多形式的立体化市场发展。王振福[23](1992)从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分析,在肯定传统农产品流通贡献的同时,着重分析了传统农产品流通的弊病。他认为具有反市场行为,抑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未来农产品流通的运行模式应该选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建立自由市场机制,促进农产品自由流通。
1.零售流通模式方面
杨顺江、彭鹰[24] (2004)借鉴国际上运行良好的蔬菜流通模式,将其归纳为以日本、韩国、台湾等依赖大量蔬菜进口为代表的“海岛模式”和以美国、加拿大主要蔬菜出口国为代表的“大陆模式”,结合我国蔬菜生产、流通现状,提出了适合我国蔬菜流通的模式即: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批发市场+消费者;刘小艳[25] (2006)从农产品的零售模式分析总结了主要有连锁超市、农贸市场、餐饮业和农民直销模式,认为各种模式各有优劣,但是,其更倾向于基于第三方物流的蔬菜直销形式;罗芳琴,龚海岩,王冉,孙鑫,魏瑞成等人[26] (2010)主要调研了江苏、上海、杭州、武汉和广州为代表几个南方地区主要农产品(如蔬菜、水果、鲜肉、鸡蛋和水产品)的市场流通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组织化建设,开发新的流通形式等建议;姜薇(2010)[27]分析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针对家庭需求情况建议利用网络交易平台建立蔬菜配送模式。
2.农贸市场方面
我国农贸市场一直是满足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建国后,在丰富城乡居民生活、满足需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文革期间,因错误指导思想对其进行了关闭。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大力发展农贸市场活跃经济。各级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活跃市场。为打破思想禁锢,学者们也为此进行了思想上的建设,唐伦慧[28] (1980)撰文对放开市场导致的经济活跃进行介绍,并鼓励进一步改革。同一时期,大量的文章都在介绍市场的变化情况以及放开市场对居民生活提高的促进,为进一步改革做准备。如:万元坤(1987),刘莉(1987),沈习淼、石成林(1987)、王洪韬、矫永魁、高春发(1988)。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针对农贸市场发展的问题提出,农贸市场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类似于股份制的方式进行联办市场经营,如:吴海鹰[29] (1993)开市场建设主体不同化之先河;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学者发现在市场中的价格问题,钱廷仙[30] (1990)认为要国营商业恢复对价格的主导作用,同时减少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还有针对市场正常价格变化过于紧张,如,邹雯衍、曹健文[31] (1994)把供需之间正常的价格波动也认为是农贸市场出现中间盘剥问题;王义峰、靳志远[32] (1997)分析了农贸市场的现状,将农贸市场划分为国家、省、市、县四级,提出了发展措施;朱林兴、王爱国、马扣成[33] (2000)认为健全农贸市场是上海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必要条件,并提出建立构想。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形式发生变化,针对农贸市场不足进行改造的呼声加大,由此分成两种观点:
(1)全面农改超
周洁红、金少胜[34] (2004)研究认为农改超之后,超市会取代农贸市场成为生鲜农产品流通的主体,并提出顺利进行农改超的政策建议;陈剑[35] (2005)分析城市农贸市场的各种缺陷之后认为应对其进行改造,但是,农改超又出现价格提高、成本上升等问题,消费者又无法接受,因此,提出应对现有农贸市场的改造方式进行改造;马云甫、杨军[36] (2005)分析农贸市场改造的必要性,提出改造模式的政策建议;李定珍(2003),雷会彬(2003),金少胜(2004),张芹(2007),杨真(2007)都认为农改超是一个解决传统农贸市场的好方法。
(2)两者并行
戴先福[37] (2001)认为农贸市场固然有缺陷,但是,符合目前经济状态,提出农贸市场走出困境的建议;张文胜[38] (2002)从服务到产品质量再到价格各方面作了分析,认为两者可以并行很长时间;李文珍[39] (2003)认为由于成本因素、信息因素、蔬菜等生鲜自身物理特性等原因,农贸市场还要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张满英、宋大才、支玉强[40] (2011)认为农贸市场是支撑人民生活的重要环节,一些城市市场的摊位费收取过高,影响人民生活,因此,提出规范和降低摊位费的建议。
由上述研究可发现,大部分学者是支持农改超进行的,而且希望以此为基础进入超市流通阶段,并认为超市流通是替代农贸市场市场流通的发展趋势。
3.超市流通方面
王宏斌[41] (1998)则对中美两国的超市进行了全面比较,发现两国超市在产生条件、经营规模、经营方式、商品价格、经营品种、服务对象、管理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提出应借鉴美国超市发展的经验,走符合我国国情的超市发展之路。胡定寰多次撰文历数农超对接模式对农产品销售的优点,并总结了多个农超对接模式以说明。胡定寰(2002)认为由于农贸市场管理不规范等原因,使得生鲜农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以个体贩运为主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的生鲜农产品流通体系很难满足新时期部分城市居民对生鲜农产品消费的需求。而后,胡定寰着力研究推广超市流通模式,认为超市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同期学者都对超市这一新生事物产生兴趣,苏恒(2001)、沈青(2002)、张瞳(2003)、李丹(2003)等全面总结和描述了我国超市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我国超市应顺应市场环境,向连锁经营发展,实现规模效益,依靠商业科技优化经营管理等建议;王晓红[42] (2009)分析消费者需求后,认为农产品进入超市销售会满足消费者需求,只要做好超市和农村对接工作就可以克服缺陷,完成农产品零售升级;王建增[43] (2010)、吴涛[44] (2011)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认为农超对接模式有利于节约成本,超市应成为销售农产品的新形势大力发展;尹枚(2012)[45]分析广州在扩大蔬菜生产反而市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原因,认为要创新蔬菜流通模式,加大农超对接力度;刘晓岚(2012)以南通市区为例比较了农超对接和传统模式,认为农超对接方式更加适合降低农产品价格。(www.daowen.com)
但是,在如此热烈推动农超对接模式的情况下,又有不同意见提出。在一些学者对“农超对接”模式表示乐观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王纂(2002)[46]认为短期内我国超市很难降低生鲜食品经营的成本,过高的价格导致超市在与农贸市场的竞争中缺乏竞争力;李明(2004)则认为“农改超”是一项交易制度的演化,它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超市对农贸市场的替代是一种市场的自然选择过程,取决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政府不应该成为“农改超”的主角;张文旭(2008)在比较美国、 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生鲜农产品(果蔬)相对完善的流通模式后,提出了我国应建立以批发市场为主导的生鲜水果物流模式,以中介组织为中心的生鲜水果物流模式和以第三方物流为核心的生鲜水果物流运作模式;赵剑[47] (2010)认为虽然批发市场模式虽然存在物流组织化程度不高、包装储藏检疫薄弱、交易方式落后、物流管理比较原始等问题,但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今后蔬菜物流中依旧会起主导作用;周勇、朱亚萍[48](2011)认为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农超对接模式不应成为主导形式,应建立农批对接、农超对接和零批对接三种模式,以不同形式支持农产品流通;杨青松[49](2011)提出农产品流通模式中有两种,一种是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流通模式,一种是以超市为核心的流通模式,认为超市作为零售终端的现代蔬菜流通模式是我国蔬菜流通模式发展的必然方向。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蔬菜流通模式和以超市为核心的蔬菜“农超对接”模式不是此消彼长的发展,而是有交叉点的错位式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50] (2011)在研究中发现虽然理论上农超对接模式很有利,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大量的问题,需要增加大量的政策支持才能起到效果。
还有认为可以将批发市场和超市组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的观点。如,黄祖辉、吴克象等认为通过对批发市场进行产权渗透、信息共享、管理互助等,超市业态可以在我国农产品流通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4.都市菜园方面
日本是最早提出都市农业的国家。在1935年开始提出,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流行开来,在我国引起重视是在20世纪90年代,顾吾浩[51] (1998)提出上海发展都市农业的构想,论证了上海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党国印[52] (1998)介绍了都市农业的类型,认为都市农业必将兴起,并提出土地制度是阻碍都市农业发展的一大问题;范德官[53] (1998)认为都市农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提出都市农业的规划设想,并多次撰文提出发展都市农业问题。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者对都市农业的热情开始高涨,纷纷研究各地发展都市农业的问题。蔡意中(2001)对上海现代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方志权不仅介绍了日本都市农业发展的情况,而且方志权[54] (2002)对中国农业和国外农业的差距中深感焦虑,提出上海都市农业的构想;任卫娜(2002)对北京市都市农业的发展进行分析和展望;李红(2003)对重庆市北碚区都市农业的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余梦秋[55] (2004)介绍了都市农业各功能,提出我国发展都市农业要从土地政策和科研政策入手;黄忠平(2005)对杭州市都市农业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进行研究;熊熹(2006)对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冯雷,王柏, 吕际华(2006)对山东省三大都市圈的都市农业发展进行对策研究;陈楠(2007)研究长春市都市农业发展对其发展瓶颈提出政策主张。
大部分学者从我国目前的蔬菜安全和经济条件出发,认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但是,没有一个学者认为农产品或者蔬菜流通和都市农业相关。只是就城乡分割与经济功能泛泛而谈。
5.蔬菜直销方面
蔬菜直销就是菜农直接将蔬菜销售给消费者,这种情况历来存在。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城市建设加快,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化分工越来越明显后,蔬菜直销的形式越来越少。但是,随着城市蔬菜价格上涨,又有学者提出蔬菜直销解决这一问题。瞭望周刊[56] (1995)介绍为解决北京蔬菜价格上涨,建立蔬菜直销市场所出现的问题和设想。虽然北京东城区蔬菜直销市场失败了,但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就是蔬菜流通的专业化分工问题(种菜和卖菜的不同),以及以政府行为代替市场行为的不足。从中也能看出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中,蔬菜产地逐渐向农区发展的变化带来蔬菜价格变动。
到了21世纪,蔬菜价格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和人民收入变化又变的敏感起来。周辛平[57] (2006)为了解决蔬菜价格问题,提出了做好蔬菜直销的基本要求和依托,希望通过蔬菜直销形式降低城市蔬菜价格;许孟婕[58] (2011)介绍了昆明蔬菜直销店平抑蔬菜价格的作用,同时也指出政府采取补贴形式是非常之举不可持续;雎秋芳、刘玉博、师春霞[59] (2012)经过实地调查介绍了河北省四地发展蔬菜直销情况,看到了成果,也发现问题。蔬菜直销形式有利地帮助了菜农销售,又有利于消费者降低生活成本。但是,由于利润微薄,经营成本高还需各方支持和自身的努力。
6.餐饮业方面
餐饮业中高级酒楼、饭店,低档餐馆、食堂、大排档,每天为消费者提供大量蔬菜,促进蔬菜流通。马恒运[60] (2000)研究认为在外饮食结构和在家饮食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在外饮食明显偏重于畜产品消费,在外饮食消费中猪牛羊肉消费支出比例较大,粮食的消费比例较少。张彩萍, 白军飞(2010)[61]认为收入提高和时间机会成本的上升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选择在外饮食。
前人的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起点。国外研究比较早, 日趋完善,我国农产品流通研究尚待进一步发展。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产品流通进行了研究,有从管理学角度研究流通渠道问题,有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流通模式问题。但是,专门从销售终端研究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不多。随着经济的发展,销售的终端形式发生的各种演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并且,专门研究蔬菜流通这一领域的也不多见。
有学者大力推崇“农超对接”模式,认为这一模式具有极大的优势,认为可以取代农贸市场成为现代流通的主导。也有学者反对,认为建立农超对接时机并不成熟。对蔬菜直销,学者们大多数停留在对普通市民的销售的方面进行论述,认为需各方努力才能维持,对高端消费的蔬菜直销没有涉猎。都市菜园流通,未能进入实质性探讨,还停留在都市农业范畴研究发展瓶颈和对策问题。本文认为放弃农贸市场,大力推进农超对接模式在目前是不合适的,在我国经济条件极不平衡的情况下,不考虑生产的分散性,由政府推动的外生力量推进“农超对接”会产生极大的资源浪费。至于蔬菜直销和都市菜园流通,本文认为在经济水平提高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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