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以往只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组合的企业单独在海外投资建厂，跨境园区建设则是更大规模的一揽子投资组合，涉及大量投资资金和更长的投资建设周期，因此在资金的可持续投入和融资上企业集体“走出去”比单独“走出去”更容易出现问题。

虽然投资建设境外园区的企业通常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仅靠企业自身难以支持整个园区的建设周期，企业需要向社会各方融资来渡过园区建设的初期和扩张期，直到园区发展壮大到足以盈利。通常，企业会从母国、东道国和国际金融机构三个方面进行融资。由于有政府支持，企业从国内融资的难度相对较小，但是由于建设跨境园区对资金需求量大，仅从一个或两个渠道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即使如前文所提，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代表的国内政策性银行、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新兴多边银行、以“工农中建”为代表的国内商业银行、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和以进出口信用保险为代表的辅助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但在不仅园区建设对这些机构的金融服务有需求，“一带一路”其他建设项目同样也有融资需求的情况下，这类融资渠道无法完全满足跨境园区建设对资金的需求，这时企业产生向被投资国寻求融资的需求，然而企业在东道国融资的机会有限。

首先，东道国的融资成本，也就是借贷利率，可能较高。“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营商环境不太成熟，资金借贷利率偏高。2015—2017年，中国实际银行借贷利率分别为4．25%、3．18%和0．28%；同期，尼日利亚实际银行借贷利率为13．6%、6．69%、5．82%；吉尔吉斯斯坦实际银行借贷利率为19．53%、17．43%、14．58%；俄罗斯2015年和2016年实际银行借贷利率分别是6．8%和8．74%。^[5]尼日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都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建设境外园区的重要国家，实际银行借贷利率与中国差距最小的俄罗斯平均高出中国两倍，而差距最大的赞比亚平均是中国的6倍。由此可见，部分跨境园区东道国的借贷成本高于中国本土，这给企业的融资带来困难。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实力相对较弱，不利于企业从东道国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如前所述，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在金融体系上通常也欠发达，本土金融机构实力相对较弱，只有具有足够信用保障和盈利模式清晰的企业有获批贷款的可能，这加大了企业从东道国获得融资机会的难度。同时，由于金融体系的不发达，即使东道国不乏资金，居民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储蓄资源仍可能不流向实体经济建设而被转移至国外，进一步增加企业从东道国获取贷款的难度。例如在2011年，亚洲储蓄中有5．6万亿美元被挪至区外投资。^[6](www.daowen.com)

再次，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占主导地位，在供给融资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7]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以债券、股票一级市场为代表的直接金融机制不发达，降低了闲置资金的流动性，不利于资金流向有需求的企业，如建设跨境园区的投资方。2010年，为防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演，巴塞尔委员会起草《巴塞尔协议Ⅲ》，对各国银行从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程序和市场约束三方面提出要求，强调要保证银行一定的流动性。《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要求正逐渐被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接受，接受国的银行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不利于在以商业银行为主的国家建设跨境园区的企业融资。

最后，不仅从东道国融资困难，企业从中国融资也会遇到难题。尽管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国有银行给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跨境园区的投资方一定便利，但这些便利不会是无条件的，仍需要企业通过一定的审核机制，其中一项审核就是抵押资产。由于合作区的固定资产在境外，不能用以抵押担保，这给国内银行为园区提供信贷支持带来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