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嵌入程度越来越深，尤其以加工制造为主、在劳动力要素上具有优势的行业与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然而，由于研发、核心零件生产及市场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中国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的困境，大部分企业被桎梏于低增加值环节，难以向高增加值环节攀升。同时，目前各全球价值链在治理上大多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中国企业在价值链治理结构中话语权与规则制定能力弱，这也限制了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攀升的可能。主导价值链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控制链条，对以要素价格低作为优势嵌套在GVC中的后发国家进行“俘虏式锁定”，使后发国难以提升自身分工地位。^[73]由“一带一路”建设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许会成为实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径，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跨境园区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实现方式。

（一）“一带一路”跨境园区建设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跨境园区是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集聚的结合。正如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集聚有助于企业嵌入GVC，作为两者结合的产物，跨境园区建设也能够帮助企业降低和减少进入GVC的成本和壁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水平发展相对落后，中国企业出于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的目的在这些国家参与跨境园区建设，而企业的这一活动能够帮助它们嵌入原有的全球价值链或形成以中国企业为领导的新全球（区域）价值链。

出于市场寻求动机的企业投资进入跨境园区时，通常会将最终品生产线设在园区内，以便生产完成后直接销往目标市场，降低出口涉及的运输、营销成本及回避进入海外市场的贸易壁垒。这些将最终品生产转移到目标市场所在地区的企业通常转移的只是最终品的加工、组装线，核心技术所在的中间品生产线及研发仍设于中国国内。^[74]在这种情况下，沿线国家跨境园区内的厂商需从中国母公司或其他公司进口东道国缺乏的原材料、中间品来加工组装为最终品，中国—东道国—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就此形成。当此前未参与跨国价值链的公司形成的区域价值链发展成熟后，这些公司能够更容易地将最终品或中间品的生产体系转移到其他国家，形成由更多国家参与的价值链体系，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就此形成。

出于资源寻求而进入跨境园区的企业可分为自然资源寻求型和人力资源寻求型两类。寻求自然资源的企业投资进入跨境园区后，往往在将开采自然资源的生产线转移海外的同时，也会将初、中级加工生产线也转移到海外以减少自然资源在运输途中的损耗。完成初、中级加工后，企业再将中间品运输至中国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无论企业是否将初级和中级加工生产线同资源开采一起转移到跨境园区，东道国—中国—市场的区域价值链都会因此形成。寻求人力资源的企业投资进入跨境园区后，会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线转移至跨境园区，因而类似自然资源寻求型企业，形成东道国—中国—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如果原材料来自中国，则形成的是中国—东道国—中国—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同市场寻求型企业进入跨境一样，无论是自然资源寻求型企业还是人力资源寻求型企业，发展成熟后都能借以园区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其他形成的对外直接投资比起来，在嵌入或形成全球价值链上跨境园区的优势在于，通过减免税务等政策优势及产业集聚本身具有的优势帮助企业降低形成区域价值链的成本和阻力，以更容易的方式嵌入GVC中。此外，与非园区企业不同，园区企业并不独自嵌入GVC。园区内的原材料开采和收集、初级和中级产品的加工可能不由一家企业独自完成。因此通常园区内的企业依托于园区，以由园区内多家企业组成的价值链中的一个节点的形式嵌入GVC。

此处以吉尔吉斯斯坦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简称亚洲之星农业园）为例，具体说明跨境园区内企业嵌入或形成GVC的过程。

亚洲之星农业园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楚河区伊斯克拉镇，由河南贵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2011年投资开发建设，于2016年被国家商务部、财政部确定为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75]

亚洲之星农业园以农业畜牧业为核心产业，旨在发展成为具有“五大体系平台”“四条完整产业链”的“三个国际化基地”。^[76]其中“五大体系平台”指优质化粮食牧草延展性种植平台体系、规模化养殖体系、标准化加工体系、先进的冷链物流和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化动物检验检疫和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五大体系平台；“四条完整产业链”指采用“内引外联、组团发展，产业链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以合作区为平台，利用中亚五国关税同盟的政策优势，建立农业规模化种植、畜禽规模化养殖和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到国际贸易四条完整产业链；“三个国际化基地”指粮食牧草种植基地、合作区养殖基地和屠宰及深加工基地。农业园计划引进从事包括种植、畜牧养殖、屠宰加工等产业的企业300家，以完成园区内完整的产业链建设。

亚洲之星农业园计划引进的目标企业和已经入园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原本就从事农业畜牧业生产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进入园区后，依托园区开发商提供的厂房、土地、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和法律咨询、翻译、物业管理等软件服务，与园区内其他上下游企业合作，共同成为GVC中的一环。农业园采用“内引外联、组团发展，产业链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园内的企业形成包括农业种植、畜禽养殖、屠宰加工、饲料加工、物流仓储、农机配件加工、贸易在内的价值链。园区内，原材料（农业产品或畜牧业产品）通过从事加工企业的加工后成为可销往园区外的产品。当这一产品从吉尔吉斯斯坦出口销往其他国家，并被其他国家的购买方再加工后销售给最终消费者后，整个园区内相关企业都成为GVC中的一环，企业通过园区产业链完成全球价值链的嵌入。(www.daowen.com)

与前文介绍的在领头羊企业带动下整个产业集群的企业共同嵌入GVC不同，跨境园区作为一个整体嵌入GVC未必是在领头羊企业的带领下完成的。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参与跨境园区建设的企业本身就已将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纳入考量，且园区开发方会为园区内企业提供进入他国市场的一定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园区内企业往往在进入其他国家市场中的主动性更强，再加上有开发方的辅助，园区因此在没有领头羊企业的带领下也有嵌入或形成新的GVC的能力。事实上，某些情况下园区开发方即起到领头羊企业的作用。

（二）“一带一路”跨境园区建设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跨境园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一样能够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如前文所述，无论是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还是技术寻求型OFDI，在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性升级和跨部门升级上都有积极作用。同时，跨境园区作为最外直接投资和产业集聚的结合物，除了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外，也具备产业集聚的优势，即在领头企业的带动下园区内增值能力相对低的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

跨境园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实现途径可分为由市场促进和由技术促进两类。

无论企业最初出于寻求资源、寻求市场，还是寻求技术进步的动机参与跨境园区建设，它们都会将部分生产线转移至东道国并在东道国和东道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在海外销售商品时，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与中国国内市场不同的需求；对产品不同的要求即意味着企业需要调整自己的生产线或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这就使得企业的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性升级成为可能。因此，跨境园区市场促进升级的机理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升级的机理在根源上是一致的，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促进GVC升级。两者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比起OFDI，跨境园区有产业集聚带来的优势，使得整个园区内的企业能够共同升级。

当园区内生产面向最终消费者产品的企业面临与中国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时，这些企业就产生了调整自身产品生产线、扩张自身产品线及调整或增加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增加新的产品设计，采用新的营销方式等的需求，即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迫使企业进行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性升级。由于园区内企业通常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生产面向最终消费者产品的企业在生产产品时使用的投入品来自园区内其他企业生产的产品，因此当位于终端的企业遇到需要调整自身产品的生产过程或扩张产品线的情况时，意味着其上游企业也需要调整或扩张自身产品线。最终品企业的上游企业也有其他上游企业为其提供生产所需的投入品，这些更上游的企业也因此需要对自身原有的产品线进行调整或扩张。当所有企业对最终端的消费需求变化作出反应后，园区内参与同一条价值链的企业共同完成了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性升级。此时，消费需求带动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升级，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又推动园区内同条价值链的其他企业进行升级。

尽管“一带一路”跨境园区所在的国家大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但仍有部分园区建设于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国家，企业出于追求技术进步的目的投资参与这些园区的建设。事实上，建设于具有先进技术水平国家的园区以高科技园区为主，这些园区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东道国学习现有技术，并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两国共同合作促进双方的技术进步及提高双方技术进步的效率。在这种前提下，投资参与这些园区建设的企业能够获得技术进步，提高自身产品线的产能、生产效率，扩张自身产品线，并学习获得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原本企业不具备的功能，达到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性升级。此外，高科技园区也可能使企业获得生产其他类型产品的技术，如原本专注生产手机电源芯片的企业通过学习和合作研发学会生产手机核心处理器，得到跨部门升级。前文介绍的中国—比利时科技园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中国—比利时科技园以生命科学、信息通信、智能制造为核心产业，着力吸引各相关行业的中欧企业入园研发创新、开发技能、拓展业务。依托新鲁汶大学，开发商企业为提供研发创新所需的环境，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