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论是基于价值链、增值链、全球商品链等理论和概念发展而来的。

价值链（value chain）的分析方法可追溯到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书中，波特将企业的活动分成产品设计、生产、营销和分校等互相分离的活动。一家企业的价值链内嵌于由大量活动组成的价值体系中。通过用价值链分解这些活动，企业控制成本的方式及企业现有的和潜在的差异化的来源都能够得到分析和解释，从而也就能够解释和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40]在各个企业活动组成的价值体系中，产品从供应商所处的价值链传递到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再经过渠道价值链运输至买家所处的价值链，此时各价值链的活动相互之间紧密联系而非相互独立，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源于最优化和协调各环节的活动。

增值链（value-added chain）的概念来自柯古特（Kogut）。为分析企业全球战略的设计，柯古特提出了增值链概念，指技术是材料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相结合，被处理过的投入品再被组装、销售、分配的过程。^[41]一家企业可能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节点，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广泛地垂直整合。

1994年，Gereffi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Gereffi认为，GCC根植于一个会产生特定协调贸易（coordinated trade）的生产系统，这个系统将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及使得公司具备开发、生产和经销特定商品能力的商品技术，与组织网络连接起来。^[42]“全球”商品链意味着此时企业的经济活动不仅在地理上具有跨国界的特征，它们的经济活动在功能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整合。由此，GCC将研究企业活动的视野开阔至全球范围。

2000年，包括Gereffi在内的多位研究价值链的学者在意大利贝拉乔（bellagio）洛克菲勒基金会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后提出“全球价值链”概念。2001年，基于价值链、增值链、全球商品链等概念，Gereffi等正式提出全球价值链的定义。^[43]他们认为，将一个产品从形成概念开始，通过若干步骤（包括运输及生产过程中的服务投入）至消费者能够使用，以及到使用过后的最终处理需要经过一系列活动，而这些活动的相对价值就是全球价值链。GVC将生产的全球化和价值链结合到了一起，更适应目前分布全球的生产网络，其中全球化指分布在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的功能性整合，价值链则是将分布全球的生产活动功能性整合概念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从GVC出发，我们能够更有效地理解生产是如何在全球分工的。全球价值链视角将过去仅针对生产的关注转移到了包括产品设计、营销等在内的所有参与价值链的活动，且将地理边界扩大至全球范围，在研究内容和关注的地理范围上都有更进一步的延伸。与GCC考虑全球范围内的问题相比，GVC不仅关注全球范围内的问题，也关注当地问题。^[44]

在关于GVC的研究中，GVC的治理（governance）和升级（upgrading）是两个重要议题。下文将对这两个议题作简要梳理，且由于升级与本节重点（“一带一路”跨境园区建设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息息相关，将着重介绍与GVC升级有关的研究。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对于GVC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价值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被捕捉。^[45]目前，诸多文献主要从治理和升级两方面来讨论GVC中各节点的价值的相对重要性和价值的变动。GVC中治理主要关注全球产业中的领导型企业和组织，以从上往下的视角观察研究GVC各节点的价值；升级主要关注如国家、地区等价值链中的利益相关者采取的、保持或提升他们自身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战略，以从下往上的视角探讨GVC各节点的价值。^[46](www.daowen.com)

对GVC治理问题的研究来源于Gereffi研究GCC时提出的治理结构。在研究GCC时，Gereffi提出商品链中权威和权力的关系构成了商品链的治理结构，它决定了属于同一条链的资金、材料和人力资源分配和流动的方式。^[47]对GVC的治理问题的研究沿用了GCC治理结构的涵义，相关学者针对价值链中权威和权力的关系对GVC的治理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治理对于价值链中的优化问题（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等）和协调问题（如何在各部门间分配利益）的解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查日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导致GVC治理问题的产生。由于价值链中的规则由产业领导者制定而不是由市场决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或治理结构也就对GVC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方式起决定性作用。^[48]

在研究GCC的治理结构时，Gereffi曾将治理结构分成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和购买者驱动的商品链两类，其中：生产者驱动商品链指在生产系统中跨国公司或其他大型综合性工业企业起中心作用的商品链；购买者驱动商品链指在设立分散的生产网络时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品销售商和贸易公司有主要影响的商品链。^[49]在基于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进行分类的基础上，Gereffi等又基于供应商和购买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和合作模式将GVC治理分成5种类型，即市场（market）治理、模块（modular）治理、关系（relational）治理、俘虏（captive）治理和等级（hierarchy）治理。^[50]在这5类治理中，市场治理的价值链中供应商和购买者之间的束缚最小，两者调换合作伙伴的成本都很低；属于模块治理的GVC中，供应商相对更有话语权，购买者的调换成本较高；属于关系治理的GVC则供应商和购买者两者的相互依赖程度较高，双方都有很高的调换合作伙伴成本；在俘虏价值链中，购买者的话语权高于供应商，供应商调换合作伙伴的成本较高；而在等级治理价值链中，治理权几乎完全属于其中某一方。根据Gereffi等的分类，GVC的治理模式与上下游（供应商和购买者）之间话语权的强弱息息相关。^[51]

GVC的治理结构对已处于价值链中参与者和将要进入价值链的准参与者都有至关重要影响。对已处于价值链的参与者来说，治理结构决定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分配方式，同时对参与者的产能扩张等问题也有重要影响；对将要进入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来说，GVC治理结构影响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方式。^[52]Kaplinsky指出全球化的性质决定了GVC治理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时代，复杂的贸易形式决定了协调方式的复杂性，包括物流（谁什么时候在哪儿运了什么货）、组件整合、质量标准等，而这些协调形式即是治理的体现。^[53]协调在贸易中充当枢纽的作用，治理的重要性也因此显现出来。此外，GVC的治理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进入全球市场也十分重要。由于目前大部分全球性生产网络都由发达国家的公司领导，而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越来越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这些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治理来改善自身在GVC中的净收益。^[54]除影响收益分配、价值链内各节点的协调方式外，治理对GVC参与者在价值链中的升级问题也有深刻影响。

在一条价值链中，几乎总会存在两类企业。一类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且它们随时可能会被其他企业所取代，同时通常它们在GVC的治理结构中处于较低地位；与此相反，另一类企业则展现出具有高竞争力，且通常处于GVC治理结构中较高地位，难以被其他企业取代。两类企业中第一类企业往往需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否则随时会有被新进企业挤出的风险，而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企业相对于其他同处一条GVC的企业进行升级。

目前的研究对“升级”的定义尚未统一，但各研究对升级的看法在内核上基本一致，即升级是能够使企业更具竞争力的行为。Kaplinsky和Morris提出，企业进入全球经济有两条路径：一条即贫困化增长（immiserising growth），通过这条路径进入全球经济的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且处于“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另一条路径进入全球经济的企业则有能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的收入增长。^[55]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同？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创新，且不单单是创新本身，如果相对于竞争对手创新较慢，可能仍会导致产品增值下降且市场份额萎缩，因此更重要的是与竞争对手相比有相对快的创新，而这个达到相对快的创新的过程就叫作“升级”。^[56]类似地，Giuliani等定义升级为能够增加价值的创新。^[57]Gereffi和Fernandez-Stark将升级描述为企业、国家或地区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如安全、利润、增值、能力）通过参与全球生产而在GVC中转移到更高价值的活动中。^[58]这些研究都将升级与创新联系起来，而什么是创新？Humphrey和Schmitz认为创新是指企业生产更好的产品，且能更有效地生产它们，或是参与到更需要技术的活动中去。^[59]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升级指企业获得了能使企业参与具有更高收益且难以被其他公司复制的活动的能力。^[60]总的来说，当企业通过创新或其他方式完成自己与其他同类企业间的差异化时，就可以认为企业进行或完成了一次价值链中的升级。

与治理相同，升级也具有不同的类型。根据企业升级内容的不同，升级可分为过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性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跨部门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61]过程升级指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进更高级的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即产品生产过程得到升级；产品升级指转移到更复杂的生产线，以生产单位价值更高的产品，即产品本身得到升级；功能性升级指通过增加新的功能或摈弃现有的功能来提高所有活动的技术水平；跨部门升级指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转移到新的更具生产力的活动中。目前的研究表明这四类升级之间并不存在递进关系，即企业不一定会逐步经历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性升级、跨部门升级，而可能是跳跃式地经历四类升级中的某些升级过程。例如，企业可能跳过产品升级直接进入功能性升级。^[62]

本节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跨境园区建设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影响，事实上就是指跨境园区建设对企业GVC升级的影响。通过促进或抑制企业在GVC中的升级，跨境园区建设对企业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在整条价值链中的地位，即企业在GVC中的布局因此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升级与治理两者密切联系。Humphrey和Schmitz通过分析巴西西诺斯谷的企业的发展情况发现准等级的价值链非常有利于过程和产品升级，但不利于功能性升级；而在基于市场关系的价值链中，功能性升级会更容易出现，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进程往往会更慢；在具有网络特征的价值链中，虽然企业具有理想的升级条件，但由于这种价值链要求企业具有高竞争力，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不太可能会经历升级。^[63]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治理上具有不同特征的价值链中的产业或企业面临的升级机会是不同的。Giuliani等分析了拉丁美洲不同产业聚集的升级情况，发现集体效率（指由局部外部经济和集体行动导致的竞争优势）会影响企业的升级，且对不同部门的影响路径是不同的，而企业升级的程度、范围和升级的方式除了受集聚带来的集体效率影响外，也会受他们所处的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影响。^[64]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不同升级类型的影响不同，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治理对价值链中行业或企业的学习和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同，^[65]而不同类型的升级对企业的知识提升、信息的可获得性和技能的发展要求不同。^[66]处于不同治理结构下的企业在知识、信息、技能等能力上获得的提升不同，导致企业分别向符合要求的不同升级类型发展，最终完成不同类型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