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指投资者通过合资、并购、开设子公司等方式直接在东道国进行经营活动的投资。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是指地区不同行业间或行业内不同主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而产业结构优化则是指该地区具有更高技术水平或相对其他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升。从理论上说，OFDI对母国的产业结构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OFDI可能促进对外投资产业外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其他产业在母国经济中占更重要的地位。OFDI意味着母国部分产业生产的转移，且通常转移产业属于投资国发展成熟的传统行业，这部分行业生产转移到海外后，能够为国内其他产业让出资源，从而有利于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调整母国产业结构。另一方面，OFDI可能更加巩固对外投资产业在母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加强该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有的企业出于技术寻求的目的进行OFDI活动，当这部分企业掌握更高级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国内生产经营活动后，可能会对国内同行业的竞争者产生辐射效应，带动整个行业升级，即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提升（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或资本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对外投资产业在母国的发展。同时，OFDI也可能要求投资企业雇用更多劳动力及投入额外资本从事新生业务，与前文所述相反，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因OFDI流向对外投资行业，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
由于OFDI对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有两种力量，即促进产业结构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向未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以及巩固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两种力量，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的作用是不明确的。为了探寻OFDI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会对母国产业结构有何作用，各国学者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最早的关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可以追溯到日本学者小岛清1978年提出的描述贸易与投资间互补关系的小岛模型，也称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在小岛模型以前，OFDI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解释OFDI产生的过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1960海默（S．Hymer）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和1966年维农（R．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两国两商品的假设下，小岛模型证明，当投资国转移母国具有比较劣势产业而非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函数时，能够促进资本接受国该产业生产可能曲线的扩张；同时转移比较劣势产业会促使投资国原本属于比较劣势产业的生产要素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缩小比较劣势产业、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针对发展中国家，Cantwell and Tolentino研究认为OFDI有利于国家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1]通过连接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小泽辉智（Teretomo Ozawa）提出增长阶段模式理论，认为各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动态比较优势互补性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调整经济结构，当发展中国家OFDI转移的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导向转为技术密集型导向时，母国的产业结构也就可能发生转变。[2]
在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和接受投资国分别有什么影响时，Lipsey提到，当A国向B国投资且两国间可贸易时，B国的生产会取代A国的生产，于是伴随着OFDI的是A国投资企业关闭母国的生产工厂。[3]Lipsey的这段论述暗示OFDI可能会带来母国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产业减少在母国的生产，剩余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就可能被用于发展其他产业，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改变。然而同时，Lipsey发现虽然美国企业转移生产到海外后，美国本土一单位相同产品雇用的劳动力确实减少了，但瑞典和日本企业的案例指出，随着企业海外投资生产产品数量的增多，母国生产一单位相同产品所雇用的劳动力可能增加，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东道国的生产不足以向母国出口，而母国需要雇用额外人员管理海外生产以及其他事务。[4]这一研究表明，事实上OFDI不一定会使要素流向其他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从而促进母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20世纪90年代前，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行业在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占主要的比重。随着持续增长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以及内地从80年代起的对外开放政策，香港地区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及深圳。此后，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及就业人数下降，而非制造业行业则开始更快速地发展。香港地区产业结构因制造业OFDI的增加而加快了从制造业为主向非制造业为主的转型。[5]
Kokko在对发达国家OFDI对母国影响的研究中指出，OFDI对母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与母国投资产业结构和资金流向地的属性有关。[6]例如，Braconier and Ekholm对瑞典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如果东道国是高收入经济体，则OFDI与就业有替代关系，即OFDI增多，母公司雇用人数减少；而低收入经济体则没有这样的现象。[7]这可能是因为瑞典跨国公司更多是垂直整合企业，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不同生产活动转移到不同地区。[8]垂直整合的跨国公司倾向于投资有丰富高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而有丰富高技能劳动力的国家通常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因此瑞典表现出就业与流向具有高收入水平东道国的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就业与对外投资活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意味着有更多劳动力可流入其他产业，促进母国产业结构调整。Elia等对意大利跨国公司行为有影响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9]
既然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可能依母国跨国公司性质和东道国特点而变，那么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也有上文所述影响？众多学者针对不同情况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www.daowen.com)
根据企业动机，OFDI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资源是有限的，当一个国家的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该行业需要用到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信息等社会资源）由于储备量的减少而价格上涨，成本的增加使得企业有激励对其他富有资源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继续发展壮大自己的产业链。OFDI使得国内一些因资源短缺难以发展的产业能够继续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此外，有发展自身产业链的意愿但国内缺少必要资源的企业同样也会进行资源寻求型OFDI。为获取更大的市场，企业会进行市场寻求型OFDI。一件产品的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厂商会出口到其他国家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往存在壁垒；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得企业的产品在国外市场部分或完全失去价格优势，市场寻求型OFDI的出现就是为避免这一类问题。当OFDI的成本（如投资建设厂房、购买生产设备、生产资料、雇用劳动力等）小于出口面临的成本时，进行OFDI的企业就比出口企业在价格上具有更大优势。传统产业通过OFDI转移后，母国得以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此外，企业发展自身产业链除了缺乏自然或社会资源，也可能不具备相关生产、管理技术，因此企业会进行OFDI寻求国外更先进的技术来弥补技术方面的缺乏。当投资企业获得先进生产技术后，由于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母国其他企业由此得益，促进母国产业升级。
基于以上逻辑，潘素昆和袁然针对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中国产业结构受OFDI影响的程度。[10]研究发现在三种投资动机中，技术寻求型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市场寻求型OFDI次之，资源寻求型OFDI的影响最弱。无独有偶，汤婧和于立新也发现技术寻求型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显著。[11]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李逢春认同周昌林和魏建良对产业升级的看法，即产业结构的研究和升级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分工和深入专业化。[12]，[13]通过测度第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各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变化来刻画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李逢春研究发现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投资规模、投资节奏和不规则度以及投资流出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而不同。一个国家或地区OFDI规模越大，越能够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在OFDI规模相同的情况下，投资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有负面影响，母国企业可能因快节奏、不规则、不连续、无计划性的OFDI而无法吸收OFDI带来的好处和优势，导致整个产业难以因此收益从而推进产业升级。而位于市场化程度高、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企业能够更快地学习、掌握OFDI溢出的技术进步，因此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进程更易从OFDI中获益。卜伟和易倩的研究有类似发现，即OFDI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因地区而异。但他们发现，即使存在OFDI推动产业升级的地区，OFDI的促进效应也仍较小。[14]
由于结构不同，不同行业的OFDI行为对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有所区别。例如，计算机、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对技术的需求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此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到发达国家或地区通常是为了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对母国技术溢出效应较强，更能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带动母国产业结构调整；建筑业与金融、运输等行业关联性强。例如，建筑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对与其关联行业的出口需求增强，推动相关行业发展，进而各行业在母国经济中的贡献度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发生变动。王英和刘思峰研究发现采矿业和制造业的OFDI分别通过消除资源瓶颈制约和转移边际产业优化中国产业结构。[15]汤婧和于立新的研究则发现在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建筑业7个行业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三个行业的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最大。[16]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发展中国家，中国流向这些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往往是已经发展成熟的传统行业，出于资源寻求目的或市场寻求目的转移生产。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理应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然而前文介绍的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出于资源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的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效用并不显著。对此，有多位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作用进行考察。
与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相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主要通过产业转移、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促进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杨英和刘彩霞对“一带一路”OFDI的研究发现，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并不显著。[17]然而，廖红伟和杨良平研究发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能够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OFDI推动作用越明显。[18]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资本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从而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优化。两个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源于数据时间不同。杨英和刘彩霞采用2003—2013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廖红伟和杨良平则使用2006—2016年的数据。“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倡议的提出可能影响进行OFDI企业的规模和质量，从而使得OFDI从几乎不影响中国国内产业调整转为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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