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园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是指中国“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境外园区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大部分投资企业对东道国的法律制度缺乏全面、准确的认识，疏于全面审查，导致企业的某些生产经营行为侵犯了东道国民众的合法权益或是违反了东道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产生与企业预期相背离的消极后果，从而拖累当地的境外园区发展，最终导致跨境园区投资失败以及建区企业官司加身的可能性。

相较难以预测和不可控制的政治风险，对于可能在建设“一带一路”跨境园区出现的法律风险而言，企业是能够通过对东道国法律制度的详尽调研以及对相关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因此，全面系统分析境外园区存在法律风险的缘由，对于建立跨境园区投资的有效防控机制、规避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区设厂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东道国法律制度参差不齐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涵盖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和中东欧16国，所涉及的法律体系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多边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世界上五大法律体系均涵盖其中，属于大陆法系的有36国、伊斯兰法系4国、英美法系3国、混合法系22国。^[17]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不尽相同，官方语言亦不统一，无疑给中国境外的建区企业在招商引资和生产经营中带来诸多的不便，从而增加了企业对“一带一路”跨境园区投资的难度和风险系数。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企业目前已投建的跨境园区的所属东道国，绝大多数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各国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全面性、稳定性和依法、执法的水平都参差不齐，且在具体的涉外法条适用和法律问题认知上与中国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必然会导致在跨境园区项目的实际操作中出现国家间的法律冲突，不仅会有碍于“一带一路”跨境园区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和东道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保持。

此外，由于目前尚未出现集普适性、权威性于一体的统一多边投资贸易国际准据法规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商事仲裁理念以及仲裁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认知情况和发展状况也有着比较大的差异，而中国与部分国家又未签订双边条约明确责任规范，因此一旦发生跨国的法律纠纷案件，如果东道国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作出了不公正的裁判，中国境外园区的投资企业将极有可能无法准确援用当地的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且，“一带一路”跨境园区建设周期长、涉及环节多、法律关系复杂，加上工程又在国外，所以即便建区企业在国内提起诉讼，也常常会因为企业递交资料不齐全、外国法查明和翻译过程繁琐、证据具有时效性或需领馆公证等，使得法院难以对跨境纠纷案件进行事实认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园区建设时遇到违约风险的概率。

（二）我国涉外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为了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出台了众多政策和法律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政府要努力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发展好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尤其是涉外法律服务业，畅通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8]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各国的不断推进，以及跨境园区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企业在境外投资经营的风险与日俱增，国内现有的关于海外投资的法律规范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涉外经济活动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迄今为止中国尚未有一部系统化的企业境外投资纲领性法律文件。就目前已经颁布的关于境外投资管理的政策法规而言，临时性和探索性特征较为明显，部分政策法规由于出台时间较早，现阶段对中国企业境外活动的适用性和指导性不强；同时，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基本是由不同的主体部门单独出台的，规范之间缺少必要的内在联系和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使得其在整体上缺乏逻辑性和严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运用法律来解决跨境园区投资建设中出现问题，也无法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合理权益进行有效保护。

另一方面，高端涉外法律人才的匮乏和各涉外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不畅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境园区建设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障碍。以涉外公证法律服务为例，据司法部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公证员13 218人；仅2017年，全国公证机构共办理各项公证事项1 450万多件，这样多的办证数量的背后凸显了公证队伍人员的严重不足。^[19]同时，现有的执业公证员多囿于传统模式而不愿尝试和接受新的公证事物类型，使得公证法律服务无法跟上“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脚步，因而难以在具体实践中帮助境外的建区企业预防和解决法律纠纷。此外，公证行业内各公证处之间，以及公证行业外与金融、税务、公安、法院、工商行政等部门之间，出于安全性和隐秘性的考量，无法实现所有的公共信息在平台上共享，致使公证的“服务、沟通、公证、监督”等多元职能发挥受到一定限制。

（三）企业内部法律认识不足

现阶段，中国企业在跨境园区投资方面的经验较少，投资过程和环节也不够成熟，因此“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境外园区投资建设时，往往过多关注境外项目的优惠争取和利润获得，而忽视了东道国的法律环境问题，不仅对投资行业在东道国所涉及的具体法律制度认识不足，而且对项目本身在当地的实操性也考虑不够，从而给跨境园区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微观法律问题，如劳工风险、税收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等。(www.daowen.com)

1．劳工风险

劳工风险是指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跨境园区发展过程中，由于违反东道国的劳工保护法律条款，以及未能遵守当地法律制度对“走出去”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限制，从而导致的投资风险。由于境外园区设立在东道国域内，建区企业为了使跨境园区能够正常地建造、生产和运营，必然要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而雇用当地民众以缓解当地社会就业问题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中国国内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劳动时限、劳动环境、劳动福利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有着明显的不同；与此同时，东道国政府对境外园区内的中方工作人员在技术人才数量、工作签证条件、劳工材料递交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例如，缅甸《公司条例》中规定了外资企业的非技术岗位只能招聘当地员工，而来缅工作的外籍员工即使获得外国劳工监管委员会工作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缅甸工作最多只有4年；泰国政府则严禁建筑承包工程使用中国普通工人，且根据当地的《劳动法》，泰国工会组织权力极大，工人可通过工会组织向企业提出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20]因此，如果“走出去”企业不能尊重东道国关于劳工权益的法律条款，不能适应东道国对跨境园区劳工问题的制度限制，因地制宜地做好政策协调，那么极有可能引发当地民众对中国“一带一路”跨境园区项目的反弹和抵触，从而影响企业的境外投资经营活动和跨境园区在东道国的发展。

2．税收风险

税收风险是指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建设跨境园区的中国企业，因对东道国的税收条款掌握不全面，再加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税收情报交换不畅，导致企业遭遇重复征税、多次征税、歧视性税收以及反避税等而引起的企业跨境投资风险。目前中国“一带一路”跨境园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双边税收协定网络尚未全覆盖，沿线国家对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国际合作的参与度明显不足，容易使得跨境税收的执法权被不法分子投机利用，导致东道国的税制环境和企业的合法利益都遭到损害；此外，也极有可能出现企业未能及时把握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或是由于当地官员业务流程不熟悉、遇事互相推诿等而遭受重复征税的情况，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发生税务危机。

比如，印度尼西亚税收手续相当复杂，不仅税收管辖权既依照属人原则又按照属地原则，且税费种类繁杂、纳税等级众多，而且税收政策会因政府所需而时常变化；尽管中国与格鲁吉亚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已生效多年，但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企业仍有遇到其税务部门官员称不知情而不退还有关税收的情况。^[21]

3．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产权风险是指“一带一路”跨境园区的建区企业和入驻企业因违反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范而引发的投资风险。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又一热点话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和沿线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而国家间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也逐年攀升，这严重影响着跨境园区在东道国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大部分跨境园区所在国家的立法、执法能力相对较为薄弱，其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不够重视，使得当地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存在较多空白。因此在跨境园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当地企业侵犯中国建区企业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的情况，但中国的跨境园区企业却无法及时制止东道国企业的侵权行为。

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中国在不断地制定、修改和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但现阶段国内的知识产权制度仍然不够健全，且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普及力度不强，社会各阶层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总体较为薄弱；加上国内企业创新能力不高，知识产权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不足，导致企业无法有效发挥在境外园区建设中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主体作用，从长远来看对“走出去”企业极为不利。国家和企业必须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