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的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中所存在的社会文化风险，通常是由两国在价值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一般认为，在各类风险中，社会文化风险的属性更为特殊，尽管它并不如其他风险那样显而易见，而是潜移默化渗透在企业招商引资、雇用劳工、生产经营和对外销售的全过程，但它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企业的投资经营成果。而对境外园区这一新型的跨国投资模式来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面临的社会文化风险，只会更加复杂和现实。

目前，境外园区建设能否协调好中国企业的自身发展需求和东道国的区域发展目标，解决好双方合作中的各项问题实现互利共赢，即能否在保证“一带一路”跨境园区推广、中国“走出去”企业获利的前提下，同时带动东道国整体的经济发展、社会就业和科技进步，助推好当地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休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工作，赢得东道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战略拥护，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民众是否主动参与、全力支持以及积极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建设和发展“一带一路”跨境园区的重要参考标准。

据普华永道2017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6年在公用事业、交通、电信、社会、建设、能源和环境7项核心基础设施领域的专案与交易总额超过了4 940亿美元，仅中国就占据了其中的1/3。“一带一路”倡议和境外园区建设在拉动东道国区域发展方面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2017年5月，中方成功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的1 600多名代表出席，论坛的圆满成功预示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或将更加强化。^[16]

与此同时，潜藏在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一带一路”跨境园区过程中的社会文化风险更加不容忽视。《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中将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两项主指标作为衡量东道国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尺度。其中，传统的社会弹性指标通过社会、种族、宗教等内部冲突程度和环境政策、劳动力市场管制等8个子指标，反映了影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活动的社会文化风险因素；而新型的对华关系指标则显示了双边投资政策、投资情绪和政府关系等可能会对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建设带来问题和挑战的原因。理论上，一国的文化传统越相似、国内冲突越少、社会秩序越好、政策限制越弱、对华信任度越高，“走出去”企业在该国投资建设跨境园区受到社会文化风险阻碍的可能性就越小。

（一）文化风俗差异

由于在地理区位、历史文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现出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风俗和社会人情。即便是中国已经建设完成且投入运营的跨境园区，其中大部分所属的东道国与中国在地缘上相近、在血缘上相通、在文化上相似，但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民族宗教崇拜以及个人的处事习惯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别，使得中国“走出去”企业在该国家或地区产生“水土不服”现象，最终无法顺利开展跨境园区项目。

以工人的工作时间和法定假日为例，中国企业文化中着重强调顾全大局、以公司整体利益为重的理念，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做六休一和三班倒的模式极为普遍，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而提倡员工加班和调休的现象更是十分常见。而在其他国家，企业文化相对更为宽松和人性化，且法定节假日较多，很多工人早已习惯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安排，并不愿意为了公司主动放弃个人的休息时间来加班，勤奋度和时间观念稍差，因此常常出现延误工程承包工期、致使中国企业项目亏损的事件。

国内外工人的工作时间和法定假日不同，只是中国“走出去”企业投资经营活动所遇到问题的冰山一角，也正是这些看似不明显的文化差异，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和推广跨境园区的效果。如果企业不能及时注意这些问题，在长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必然会遭受众多风险和阻碍，反映到境外园区建设上，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共纠纷事件，甚至涉及其他与民族宗教相关的敏感问题，从而给中国境外园区在当地的发展带来诸多不便。(www.daowen.com)

（二）民众认识误差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园区的建设，基本是由国内经济实力雄厚、跨国经营经验丰富、服务管理水平较高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及大型民营主导，再配合以政府部门推动开展起来的。尽管这是出于合理规避企业对外投资中可能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风险的考虑，但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身份背景往往会使其受到东道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同时其在海外的投资活动也经常饱受东道国民众的质疑。加之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地区较为集中、行业较为敏感，也使得东道国的担忧和戒备进一步增加。

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大国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作为中国邻国的众多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部分发展较为落后的小国开始在国内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出现了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跨境园区建设比作是带有殖民色彩的新版“马歇尔计划”的负面言论。同时，部分国家的国民对华人有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一时之间并不能通过政府合作、企业援助等方式消除，使得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受到抵制和抗议，从而导致跨境园区建设失败。

此外，境外园区作为一种外来的经济形态，本身与当地的政府、企业、居民之间就存在着利益纠纷，在园区建设过程中也更容易产生多方的摩擦和冲突；再加上国内不少企业建设境外园区的经验不足、对国外政策制度等熟悉度不高，即便是有着中央政府的支持，但贸然“出海”仍然会出现难以适应东道国开发理念和运作模式的情况，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境外园区投资建设问题。比如，企业当地化程度和社会责任意识不高，与东道国居民、本土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交往不足、沟通不畅、合作不够，导致境外园区对当地经济发展带动作用不显；企业的法律观念和风险意识不强，园区的部分项目因造成当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遭到多方抗议，最终企业只得长期延宕；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和累积，会使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跨境园区的行为陷入各类社会、经济、法律纠纷之中，长此以往，不仅会败坏东道国对中国的好感度、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更容易加深两国间的误会。

（三）民族宗教纷争

“一带一路”涉及地域广泛，其沿线国家民族多样、宗教信仰多元，且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渊源复杂，使得中国企业在与沿线各国进行合作时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突出，东道国族群冲突、宗教纷争等时有发生，严重时甚至可能上升到国家间的政治斗争，从而引发国际关系危机。尤其是在中亚、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局势长期紧张动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频频抬头，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活动相当猖獗，不仅恶化了当地的社会投资环境，园区的设备财产和企业员工的生命安全也都失去了保障，无疑加剧了中国“一带一路”跨境园区建设发展的风险和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