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地域之广泛、人口之众多，使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方面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不言而喻，加上目前跨境投资合作体系仍有待完善，都在无形中增加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共将57个国家纳入评级样本，其中35个为“一带一路”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包括新加坡、以色列、捷克、匈牙利和希腊5个发达经济体，以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30个新兴经济体，涉及1个非洲国家、10个欧洲国家和24个亚太国家，因而该报告中的数据对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风险有较强的代表性。该报告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节点国家从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出发进行标准化和加权计算，所得数据显示35个国家中，低风险国家（AAA-AA）仅有新加坡一个；中等风险国家（A-BBB）较多，包括阿联酋、波兰、匈牙利、泰国、巴基斯坦等27个国家；高风险国家（BB-B）则包括了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7个国家，整体而言“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风险较高。

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统计数据（表5-3），2005年1月—2014年6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或受阻的风险案例共130起，涉及全球59个国家或地区，总金额高达2 359．7亿美元，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达到18．2亿美元。其中，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案例共计33起（占总数的25．4%），总金额为565．2亿美元（占24．0%），涉及20个国家，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约17．1亿美元。^[7]

表5-3　2005—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的数量与金额

资料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库。

就此期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项目而言，从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特别是伊朗、菲律宾、缅甸、叙利亚等国家，仅西亚和东南亚两地中国投资失败案例涉及的金额已经达到455．9亿美元，占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失败项目总额的81．3%（表5-4）；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失败案例的近八成都集中在能源和金属矿石领域，涉及金额超过480亿美元，共占总额的87．1%（表5-5）。可以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表5-4　2005—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失败案例的地区分布(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正点国际中国事业部。

表5-5　2005—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失败案例的行业分布

随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对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效率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田泽和许冬梅（2017）以2008—2014年为样本期，根据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SE-DEA）和Malmquist指数投资效率分析法，选取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在西亚北非、东南亚、东亚、中东欧和中亚5个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35个重要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并对这些国家的OFDI效率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总体效率处于中低水平，而多数国家的规模收益则处于有效或递增阶段。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DEA有效（理想水平）的有阿联酋、俄罗斯、捷克、卡塔尔等14个国家，占35个样本国家的40%；投资效率达到中等水平的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和阿富汗等11个国家；其余10个国家投资效率处于较低或很低水平。从规模效率和规模效益来看，2008—2014年除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和埃及等10个国家投资规模效率值下降外，对阿联酋、波兰和俄罗斯等10个国家规模效率保持在有效状态，而对其他14个国家的规模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8]

同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值从0．356到3．72分布不均，各国间的投资效率差异较大，其中对西亚、北非地区的投资效率水平最高，中东欧与南亚地区次之，对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投资效率水平则偏低。此外，可以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整体效率水平在逐步提高且国别差异不断缩小，其整体的投资效率均值由0．79上升到0．96，综合投资效率最低值由0．36增长至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