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建设“一带一路”跨境园区是拓展国内外产业发展空间的必然要求。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各个国家都对本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区块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以东南亚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凭借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要素和自然资源，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生产制造基地的跨国转移，与“中国制造”在中低端制造领域竞相发力争夺市场；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则纷纷给予跨国企业以减税优惠，并通过“再工业化”和“工业4．0”等战略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跨国产业价值链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增加了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难度。面对发达国家“高端回流”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压力，中国选择大力推广“一带一路”倡议并主动在沿线地区建设一批跨境园区，就是瞄准了沿线国家的禀赋优势、产业梯度和广阔市场，借此融入全球产业再分工，扭转产业布局价值链，突破经济前后围堵圈，创建海外经济飞驰点。^[44]

另一方面，对沿线国家来说，发展“一带一路”跨境园区也是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从境外园区的空间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中近30个国家属于低收入或中等偏下收入国家，9个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20%，近40个国家该比重低于50%。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居民生活水平比较低，^[45]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步伐加快，这些国家对推动工业化进程、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状态的愿望愈发强烈，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跨境园区建设则满足了相关国家通过引进外资谋求发展互利共赢的需要。沿线国家可以通过与中国合作共建境外产业园区，实现双边的优势互补，从而支持当地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完善国内产业体系，最终实现工业化目标。

（一）从资源禀赋角度分析

目前中国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和日益短缺的土地等资源已经成为制约国内诸多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此为背景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横跨了亚非欧三大洲，涉及沿线众多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各异的国家地区，双方有着极强的资源互补特性。在境外园区的建设过程中，通常东道国是以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广袤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为主，中国企业则往往会提供大量的运营资金、熟练的施工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两者以“一带一路”跨境园区为平台进行合作，不仅中国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有利于开拓东道国的巨大市场；同样地，东道国也可以与中国有效对接，在完善基建、优化产能和延伸配套产业链等方面获取中国的人才技术助力以及资本管理支持，从而实现互利共赢，为双边的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大的空间。

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合作投资建设跨境园区，能够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有效实现国家间的资源共享和配置优化，进而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埃塞俄比亚—中国（东莞）华坚国际轻工业园为例，华坚集团领先的制鞋技术就与埃塞俄比亚丰富优质的皮革原材料形成了优势互补，两者结合能够极大地促进产业园区在当地的发展，不仅中国的华坚集团借此机会提高了自身竞争力，向海外市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埃塞俄比亚地区原材料的附加值也因此得到了增加，更有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有了就业岗位，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46]

（二）从产能合作角度分析(www.daowen.com)

中国的经济在21世纪前10年爆发了黄金增长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了周期性产能过剩的瓶颈，不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缓解，也常常因此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以及部分行业的恶性竞争，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47]同时，长期以投资拉动经济所积攒的风险仍未因发展进入新阶段而得到彻底清除，使得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8]中金公司测算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富余优势产能行业的总资产在中国制造业总资产中的占比高达27%，^[49]且其中大部分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运输设备制造以及皮革纺织等周期性行业。然而，必须注意，这些相较于中国现阶段的国内需求而出现的富余产能，大多是在中国已经进入生命周期中成熟或衰退阶段的产业；但实际上，它们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市场未完全开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能仍处于初创和成长期，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跨境园区这一平台批量入驻东道国市场，将国内已经固化的产能变成新的跨国投资，凭借着成熟的技术和积累的经验，这些产业在当地依旧是具备强劲竞争力的优势产能。^[50]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更是为这些在国内产能相对富余的行业指明了新的发展市场和转移方向，特别是在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了要立足眼下国内具有的产业优势，推动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对外的产能合作。^[51]对正处于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的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以通路、通航、通商为突破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跨境园区，逐步将内耗转为外销，不仅是加速国内富余优势产业大批量向境外转移、缓解因内需不足而引发产能过剩问题的最佳途径，也是消除中国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稳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障碍的重要方式。而对仍处于工业化初级和中级阶段的众多“一带一路”国家来说，则是能够通过跨境园区在当地的开发建设，有效整合优化中国在机械、高铁、电力等行业的优势产能，从而带动本国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能够惠及周边地区，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创造足够的空间。^[52]

（三）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部门的布局层次和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但其主导产业的地区特色极为明显，例如印度的软件业、新加坡的金融服务业、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俄罗斯的航天和军工产业、西亚的石油化工产业、东南亚的海洋产业和旅游服务业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畜牧业和矿藏产业等都体现了独特的区位优势。这为中国通过跨境园区建设，集中“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限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推动国家间的区域产业合作，不断弥补双边产业发展短板、夯实内外优势产业基础、提升产业价值链发展环境，逐步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通和有效交换、产业区块的有机衔接和关联扩散、生产模式的及时调整和共同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提供了重要契机。^[53]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恰好给跨境园区建设提供了政策引导和优惠支持的形成机制，再加上园区入驻企业的综合性、多元性和集聚性的特征，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具有资源、技术、市场或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加速形成产业集群，为境外园区的产业主体有效克服无序市场竞争、充分发挥资源共享效应、提升企业互动合作效率和整体经营实力创造了条件。虽然“一带一路”跨境园区主要集中在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经验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着一定差距，但是这些国家能够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参与到与中国的全方位产业合作中，推动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在东道国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加速产生协同创新效应，有利于提升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使得产业能够朝着品牌化的方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