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已经建立的跨境园区中，科技研发型跨境园区数量较少，以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城最为典型。中国跨境园区应该以“高科技”“创新”为发展方向，发展理念应由单一的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型类型园区向科技园区、海外研发中心转变，努力实现产业园区的集群化和高端化。虽然国外高新科技园区并非全为跨境园区，但其建设模式仍具有借鉴意义，将我国科技研发型跨境园区与国外高新科技园区建设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一定程度上仍可为我国科技型园区建设起到指导性意义。

（一）世界高新科技园区的五种模式

综观世界高新科技园区的发展，主要有五种模式：

（1）科学园模式。园区通常建设于大学、科研机构相对密集的区域，其目的是加强大学与产业的合作。目前比较普遍的是由知名大学主办的园区，如英国剑桥科学园。

（2）科学城模式。即国家将科研、教学、生产管理、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提高本国科研水平，实际上是将科研机构、高校、人才集结在一起的多学科综合中心。相比于科学园模式，科学城模式的主观意识较为明显，通常由国家来组建。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法国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城等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式。

（3）高新技术加工区模式。即园区内没有或较少的科研研发工作，而是利用外来高新技术生产高科技型产品的新型模式。例如日本的九州硅岛，其科研部门仍聚集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

（4）技术城模式。技术城模式实际上与科学城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有机结合产、学、研、住的新型城市。技术城与科学园的最大差别在于它不单纯追求高技术公司和研究机构的聚集，而是追求在未来发展中高技术机构与高技术文化的和谐发展。技术城追求一种较为理想的城市发展形式，如日本熊本技术城等。

（5）高新技术地带模式。即由一批大规模的各种类型的高新区和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群体所组成的科技产业带，通常没有特定的边界或区域界限，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旧金山“硅谷”。^[13]

（二）对中国—东盟科技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城”是由武汉光谷北斗集团与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泰国湖北商会合资建设，占地50平方千米，预计总投资100亿元，从2015—2025年共10年的建设工期。科技城建设将为东盟、泰国提供北斗应用和服务产业的支撑平台，推进北斗在通信、物联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行业的应用。^[14]“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城”是面向东盟地区开展科技与人文交流、高科技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是推进高科技产业创新发展、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www.daowen.com)

通过梳理世界高新科技园区建设的五种模式，为我国高新科技跨境园区的建设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产学研协同创新孵化科技成果

大学、科研机构与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之间的高度融合，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高新科技园区保持活力，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科技要与经济对接，创新成果要与产业对接，创新项目要与现实生产力对接，高校科研人员要与园区对接。美国硅谷、Kista科技园都依托于高校聚集区建设，注重园区与科研机构的互动发展。我国高新科技园区的建设也应汲取发达国家科技园区成功经验，把高校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只有推动产学研深入融合，科研院所和高校才能充分发挥科技优势，为我国高新科技跨境园区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2．走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之路

当今，任何高新科技园区的发展皆离不开政府的参与。从园区的规划到建设的实施，政府的支持作用始终是重要和必须的，如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资金筹集和运作的支持、运行体制的支持等。同时应看到，高新科技跨境园区需要由政府来搭建，而由企业来经营，实质上这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平台。在这样的园区中，应该根据市场化原则来运作，遵循主体平等、公平竞争、决策自由的市场化运行规律。高新科技跨境园区建设与管理的思路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做到起步高、生态好、区域性、现代化、建设高质量高新科技的跨境园区。

3．注重培育园区中小企业集群

中小企业是高新科技园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培育园区内中小企业集群，为高新科技园区增强创新能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发挥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有效途径。例如，硅谷80%以上的企业都是小企业，形成了小企业的集群，这些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在竞争与合作中提高了硅谷中小企业集聚创新。可见，硅谷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15]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把握中国跨境园区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总体趋势，有利于进一步开展跨境合作、拥抱无限机遇；做好统筹协调，规划布局充分考虑各开发主体的边界；功能安排与项目配置考虑各分区的自身条件、功能定位，进行公平划分，带动积极性；市政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局和建设，实现服务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