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兴

▼人物简介

何玉兴，女，1926年出生，重庆人，原日升水泵厂老板娘。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曾于1960年、1980年、1984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还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三、四、五、六、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五、六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如果不是因为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运动，何玉兴的人生可能只是一根没有曲折的直线。这个瘦小的重庆女子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时代里，替自己和家庭做出了选择，在公私合营的申请书上签了字，把家里的水泵厂交了出来。因为在历史交汇处的壮举，她成了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个自食其力的老板娘。这个本来只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年轻女人，就这样突兀地跨入了她并不熟悉的生活。

现在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一朝成名，何玉兴的心情仍然显得有些复杂，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她申请把夫妻俩在抗战胜利后创办的水泵厂进行公私合营。突如其来的荣誉加身让她整个人焕然一新，她不仅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当选为人大代表。后来，她的丈夫邱鹤寿跟别人谈起她的这次人生抉择时说，她这一步走对了。

今年93岁的何玉兴在面对来人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和她在50多年前的相片上一样，显得得体大方。在交谈的时候，她的眼睛始终看着对方，没有一点闪避和迟疑，这是一双见过大场面的眼睛。随着她的娓娓道来，我们跟随她回忆往昔。

1926年，我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家庭。我父亲的上一辈也是读书人，但因为喜欢喝酒，后来就开了一个小馆子，我们这一代就算败落了。念完了小学，中学只上过一年之后，我就待在家里帮忙。我成长的少女时期是中国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在国民政府宣布迁都之后，不少来自下江的企业和人员涌入山城避祸。我就这样认识了我的丈夫邱鹤寿。

邱鹤寿是浙江人，抗战之前是上海机械厂的一名工人，因为受到厂长的信任和喜爱，便一起内迁来渝。我们结婚的时候，邱鹤寿仍然是内迁上海机械厂的工人。我们是先成家，后立业。在结婚后不久，邱鹤寿从机械厂辞职，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打米厂。创业初期并没有想象的顺利，邱鹤寿很快回到自己的老本行，还是准备从事机械制造。上海机械厂的厂长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对邱鹤寿的创业举动很支持，在他创立机械厂之后，厂长非但没有责怪其变成竞争对手，还把手里的一些水泵业务转给邱鹤寿，帮助他慢慢起步。邱鹤寿给自己的水泵厂起名为“日升水泵厂”，厂址就在今天沙坪坝的小龙坎，那时候这里是重庆的一个工业聚集点，很多中小型企业都在此开厂。邱鹤寿的水泵生意在接到一单维修业务后变得好起来。当时一家客户使用美国制造的水泵需要维修，邱鹤寿将水泵拆开后进行了记录，从此“日升”牌水泵成了市场上质量最好的品牌，一下子打开了市场。抗战结束后，上海机械厂搬回上海，邱鹤寿的水泵厂成为重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企业，高压泵、水泵、船用泵的销路非常好，厂里请了30多名工人，是沙坪坝地区资产最大的一家民营工厂。(www.daowen.com)

我在这段时间里和所有的老板娘一样，家里有3个佣人，过着相夫教子、打牌消费的日子，守着自己的“安乐窝”，从来没有参与过工厂业务。重庆解放时，我只有23岁，我对一切新事物都抱有极大的兴趣，电影《马兰花》以及荧幕上的女拖拉机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妇女解放是新政权带来的新名词，我对解放自己的理解就是要参加工作。当时我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加上解放初期对于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并不明朗，丈夫邱鹤寿原来每个月在厂里领取500多元。后来他看到军代表一个月才拿50多元，因此把自己的月收入主动降到了108元，当时家里有十口人，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我想参加工作的想法没有得到丈夫的支持，他的思维没有完全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他希望我在家好好抚养孩子。明着说不通，我瞅准丈夫出差一个星期的机会，跑到车间里，与工人们商量，自己要到车间参加劳动。

当时的主流声音就是工人阶级最光荣，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工人，我的举动让厂里的工人也吃了一惊。“老板娘，你也来做工了，欢迎你！你年轻，肯定学得会。”我受到了车间工人的热情欢迎，消息传开了，不少人围上来看热闹。有几个资本家还打赌说：“老板娘参加劳动，倒挺新鲜。她要是能坚持下来，我用手板心煎鱼给你吃。”我的决心很大，我先从车间里最累的车工开始学起，开始时我没有自己的工作服，就借保姆的旧衣服，每天起早贪黑，希望能够尽快掌握要领。这件事在当时的小龙坎地区也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话题，往日在一起打麻将的太太们纷纷断言“邱太太应该坚持不了两天”。事实上我坚持下来了，这件事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

当丈夫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的腿都站肿了，就劝我：“当工人苦得很，你吃不消，家里又不缺你吃穿，趁早别干了吧。”但是我给自己打气，要想当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要有决心和恒心。开头困难很多，但我不怕脏，也不怕累，有的工人还手把手教我技术。有志者，事竟成，当第一次领到工资，给孩子们买了礼物回家时，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就这样，我从邱太太变成了水泵厂的一名合格车工。在公私合营运动到来之前，我的世界就是在车床前面。经过几年磨练，我不仅对新社会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手也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在陈毅副总理接见我的时候，他提出看看我的手掌，当看到双手的老茧时，他连说“够格了，够格了”。

1956年年初，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了。公私合营的内容包括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为“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作组对“日升”水泵厂的清产核资很快有了结果，当时我们的资产清算出来有20多万元，另外还有8处房产，这在当时的重庆算规模很大了。这么多钱是我们两口子起早摸黑、白手起家挣的，我也舍不得啊。我问起丈夫公私合营的事，他只是说再观望一下。几年的工人生涯，不仅得我的车工技术有了极大提高，我也从工人阶级角度开始去思考问题。当时的形势其实已经比较明朗，所以我瞒着丈夫，到工作组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邱鹤寿最终也只得在合营协议上签字。

这个由老板娘做主的举动在当时确实是一件新鲜事。我的这一举动，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典型，毕竟在成千上万个私营业主里，我是第一个以老板娘身份站出来的人。我很快成为社会的女典型，当时还有老板在家里埋怨自己的太太：“你怎么没有向邱太太学习呢？”从此以后，邱鹤寿的身份变成了水泵厂的技师，而我的身份变成了水泵厂正式工人，还被评为二级车工。这时候，工人们不再叫我老板娘，而是亲切地叫我“何师傅”。由于我长期坚持参加劳动，加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中有功劳，公方代表还表扬了我。

1960年，我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6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了被邀列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三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的我。我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觉，自己能荣幸地列席这么重要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介绍旧社会的老板娘改造成为新世界劳动者的经过和体会。我的发言，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许多代表手捧笔记本请我签名留念。其中，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激动说：“向您学习，我也要继续认真改造。”在舞会上，周总理连续和我跳了两支曲子，其中有一支曲子我记得很清楚，是《洪湖水浪打浪》。周总理夸奖我说：“老板娘成为工人，新中国你是第一个。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你带了个好头，给工商业者家属走出了一条路。”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运动中要给资本家戴高帽子，他们找到邱鹤寿以前的徒弟，让徒弟揭发老板娘在旧社会是否打过人，是否让徒弟倒过罐子（马桶），徒弟们都说老板、老板娘对工人很好。其实在工厂，我们历来就很注意和工人的关系。包括后来，我们从资方成为了一般工人，与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也非常好。我进厂当工人，一个月的工资26元，那时候要五六年才调一次工资，但我们没有怨言。有个人对邱鹤寿的资方身份有意见，让他一个人开一台铣床和一台刨床，邱鹤寿回家后什么都没有说。我找到厂长，说一个人开两台机床有危险，厂长很快就出面解决了矛盾。那时候每天都是工作8小时以上，后来我摔伤了腰骨，还坚持穿“钢背心”上班。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厂里把我调到工具室管理工具。之后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进入全国工商联和重庆市工商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