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4年，武昌县工商联的组织生活才重新建立起来。根据档案记载，1985年，武昌县工商业联合会恢复活动，做原工商业者、老会员的清理和入会工作，在国营、集体、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吸纳新会员，全县发展会员244人。

郑筱珊回忆，在最初的恢复工作中，他们一边找县委，恢复工商联的正常运转，一边负责对原工商业者进行摸底。他还记得，当年他们天天盯着报纸，收集中央对工商业者的最新政策，拿着这些报纸找相关部门，要求落实政策。包括归还在“文革”中被没收的房子，下放的同志要补工资，以及落实工商业者参政议政的政策。

最初的会员恢复，先从原工商业者开始。郑筱珊讲述，尽管当年武昌县工商联会员有1000多人，其中参加公私合营的共有245人，包括一些小手工业者、做豆腐的、理发的、卖布的、小商小贩等。但是，“文革”后会员的恢复工作也非常不容易，在原工商业者中，慢慢才有敢做生意的人，而新的民营企业家，直到80年代后期才涌现出来。

因此，最初联系原工商业者的工作，基本就是对原工商业者进行摸底，了解有多少人没有落实政策，就提供指导和帮助，包括有什么问题，找哪个部门，怎么解决等，尽量给大家提供组织上的帮助。

当时，他们跟会员们做工作，工商联是民间组织，不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大家就脱离组织了。工商联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呢？就是给工商业者维权的组织，让大家提提意见、提提看法的娘家。有了问题，大家就可以向工商联组织反映，工商联再以组织的名义向更高层面反映大家的问题。通过工商联这个工商业者的娘家，能让大家反映问题更有组织、有领导、有针对性，向上一级反映情况也更容易得到重视。

他还现身说法，自己曾被下放11年零2个月，他的房子被区政府收了。他就是依托工商联的平台，向组织不断反映情况，最后落实了政策。他回到工商联，就是希望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大家落实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工商联的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郑筱珊回忆，当时他们在单位工作，如果工商联组织的活动需要出席，单位是不敢不让去的。按照国家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后来武昌县也恢复了政协，工商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参政议政方面，比如区委县委人事变动，都要通知工商界参加会议，通过发言、讨论、提建议等方式，保证工商界人士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

郑筱珊最后是在供销社退休的，但是在他看来，工商联是他的父母单位，现在92岁的他，工商联每年都去慰问。“我是从供销社退休的，但是这么多年没有人来看望过我，只有工商联一直还记得我们。”(www.daowen.com)

1927年生人的郑筱珊在武昌县工商联做了七届主委，还做过一届江夏区政协常委，直到1997年，这些工作一直是兼职的。在他见证的那些岁月里，1989年至1993年，县工商联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原工商业者遗留问题384件，落实清退原工商业者私房17户。

1985年，武昌县工商联常委曹盛富提出《关于加强武昌县饮料厂内部管理的建议》，为县饮料厂节约成本5万元。1987年至1994年，武昌县工商联对全县合作商店网点进行全面调查，向县委、县政府递交《关于全县合作商店调查情况的汇报》，针对供销社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11条，促进县供销社加强对合作商店的领导和管理，使关门达10个月之久的纸坊建新合作商店扭亏为盈。

1993年，县工商联《发展私营企业，促进经济振兴》的调查报告受到重视，县主要领导到私营企业现场办公，为鹤龟涂料有限公司解决贷款25万元。1995年，通过对全县66户私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我县个体私营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县政府召开了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大会。1996年3月，区工商联向区政府递交《严格执行物价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提案，使区物价局向区工商局发出《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收取私人企业管理费的函〉的通知》，纠正了工商局收取私营企业管理费的错误行为。

1987年，武昌县工商联组织县商业局、供销社、乡镇企业总公司等国营、集体企业参加了武汉市工商联举办的“全国18个地区商品展销会”和“全国工商联石家庄首届企业商品展览交易会”，签订了五金、纺织、化工等商品购买合同，签约额60余万元。1991年至1997年，武昌县（区）工商联组织县毛巾厂、纸坊镇玻璃化工总厂等75家企业、123人次参加了全国、省、市工商联举办的商品交易会、展销会，成交额712.92万元。

1996年、1998年、2000年，江夏区遭受特大干旱、洪涝灾害，区工商联组织600多人次参加抗灾，356名会员及会员单位捐款捐物，价值63万元，联系武汉市民营企业捐物，价值12.4万元，联系武汉市夕阳红康乐园安置了簰洲湾38名孤寡老人。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工商联的作用正在不断凸显。常言道“有为才有位”，郑筱珊是第一代工商业者的一个缩影，正是他们的“有为”，造就了工商联越来越不可替代的“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