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之前，武汉就有总商会，不过张仁鑫是当上老板之后，才接触到了商会。到公私合营时，他的资产核算包括摄影设备以及流动资金，总资产为200万元（旧币，下同）。按照当时划线的标准，200万元以下属于小资产阶级，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属于资本家，1000万元以上是大资产阶级。

张仁鑫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汉工商界人士开始自发组建工商联组织。当时做生意的人，都加入成了会员，大家非常拥护这一组织的成立。他们觉得工商界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这个组织可以帮助大家说说话，有了组织就有了依靠，工商联就是工商界人士的家，当时全称是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

正巧的是，当时中央进一步确立了各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以及走群众路线的方针，由此区委统战部开始组建政协，接触民主人士，其中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工商联在内的各界人士，都是团结的对象。这与工商界人士自发成立工商联的意愿一拍即合，后来工商联逐渐与中央走到了一起。

在旧中国，尽管工商界人士上缴利润，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政协之后，工商界人士才有了系统的政治话语权。另外，在解放前，国民党什么时候要钱、要多少，都没有定数，不给钱就拿枪硬抢，解放之后，工商界在政治上有了保障，生活上也更平稳。解放前的物价水平忽高忽低，解放后这些都平稳了。(www.daowen.com)

张仁鑫回忆，从1950年到1956年，国家对工商业者一直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呼吁工商界支持国家的政策，鼓励他们努力完成税收，号召大家慷慨解囊。他记得，当时发行过建国公债，主要是捐飞机大炮，后来又发行过爱国公债，就是支援抗美援朝。由工商联组织大家，每一个行业都有定额的任务，政府派给工商联，工商联再给每个行业的联合会分派，照相联合会、小贩联合会等同行坐下来开会，大家争论不大，工商界对国家的税收、捐赠都是比较慷慨的，几乎都买公债。他当时作为汉阳照相第一块牌子，买了很多公债。其中有的人还超额完成任务，还有的工商业者最后写了“支持国家建设，永不偿还”的保证书。

张仁鑫记得，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他们每月向国家上缴3%的营业税，同时一年以后上缴利润税。新中国成立以后，迎来的第一个运动就是反右派斗争。张仁鑫说，在这些运动中，他们这些工商青年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在了运动的前面。“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税收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偷税漏税的情况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