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重申了统一战线政策，实事求是地落实了各项政策。1979年6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说：“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化令广大的民主党派成员都有了重获新生的激情。

石怡雯回忆，1978年5月，武汉市“两会”恢复活动，分别成立了工作小组。1979年10月11日，民建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她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

1980年5月26日，武汉市“两会”新的妇女工作委员会成立，主任是傅尚信，石怡雯是5位副主任之一。恢复活动后，首先对停止联系10年之久的会员和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

当时工商业者和家属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对党落实各项政策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又对“文革”中所受的冲击心存余悸。他们有些悲观、失落、心灰意冷，抱有“爱国有心、报国无门”的心理状况。妇女工作委员会先着手恢复学习制度，大力培训骨干。其中上门拜访是重要工作之一，听着冷言冷语，遭受白眼，甚至被拒之门外是经常的事，她们仍耐心工作，甚至几十次上门做好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思想工作，以带动一大片工商业者。

与石怡雯同时期的妇女工作委员会成员多是20世纪20年代生人，此时已经都是一群老太太。后来，她们的作为被称为“鹤发育童心”。为响应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全党全国全民关心和重视少年儿童工作，要为3亿儿童办实事做好事的号召，这些老太太们一边捐钱，一边搞义卖义做。

在武汉“两会”机关的大院中，这些委员们曾支起炉架煮粽子，常委室则成了包粽子的场地。当时社会上一些人颇为感动地说：“这些昔日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今天能为少年儿童办好事、干粗活，真是刮目相看啊。”从粽子义卖开始，发展到做童装义卖，后在“两会”大院中摆开了150种商品摊位，现场挂上“为儿童办实事义卖”的大幅标语。

从义卖开始，发展到义做、义演，利用所获款项，她们向妇联组织和儿童福利基金会进行捐赠，给街道幼儿园购买风琴、电扇、桌椅、餐具、玩具、童装等，还看望弱智儿童，到劳教所看望失足青少年，送去书籍和劳动工具，鼓励他们争取早日做社会主义新人。(www.daowen.com)

看到当时社会上幼师师资力量薄弱、儿童入托难的状况，妇委会的康健秋、张琳干脆牵头开办幼师培训班。后来，康健秋、李佩芬、赵锦、杨声辉、李瑶舟分别都办了幼儿园，其中，康健秋义务办园长达9年，荣慕蕴、崔瑞珍、方秀英、黄立雪捐款8万元帮助花桥街、二七街办起了花桥幼儿园和回民幼儿园。除此之外，妇委会还开办了青少年数学、语文补习班，开展普法教育竞赛（有许甲玉等女律师参加）、儿童健康与教育咨询，开展儿童食品营养卫生的调查研究，组织儿童健康比赛活动等。

1985年至1989年，妇委会每年在街道、工厂、郊县和医院举办优生优育优教“三优教育”活动，共举办90余场，听众近万人。了解到儿童暑期缺少智力游戏活动，时年67岁的赵蓉收集资料编写了两册共4万余字的《少年儿童暑期活动教材》，代礼国、李良玉、吴以明、刘庆云、赵淑兰、张全玉等妇委会成员负责创作100多幅挂图和培训30多位讲解员。这项活动共演讲180余场，有近两万人听讲。

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这些“两会”家属又到街道治理脏、乱、差，为烈军属家打扫卫生，到敬老院为孤寡老人洗头、理发、洗衣被、做衣裤、送礼品、开展联欢会。70岁高龄的吴兰祥受居委会的委托，义务照顾一个精神病人的生活达一年半之久。姚润洁搞调解工作，6年化解大、小纠纷300余起，受到法院的表扬。赵蓉在街道搞“十代”活动（代拿牛奶、代取报刊、代倒垃圾、代写书信等）。

短短的几年中，武汉妇委会成员被评为省五好家庭1人、市五好家庭1人、区五好家庭42人、街五好家庭69人。赵蓉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1967年李佩芬、1982年方秀英分别参加了全国妇代会。

石怡雯说，她们认为有为才有位，她们这些曾经的资本家太太们，通过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她们就是一直跟着国家的发展，做好配合工作，国家倡导什么，她们就做什么。在一天到晚的改造中，她们自称：累死了，乐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