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我父亲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后代，作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批斗，我们全家都受到了牵连。”习镜伟大儿子习学儿说，“我父亲带着一家老小被下放到当时的新干县金川公社赤岗塘村自己的出生地，也就是现在的新干县神政桥乡长港村务农。由于长期从事商业活动，一家人不熟悉农事，吃尽了苦头。”回到出生地，习镜伟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祖屋常年失修破旧漏雨，在城里生活惯了的一家老小犹如从天堂到了地狱。特别是夏天酷热难耐，蚊虫叮咬，耕犁耙插的农活样样生疏，又非常消耗体力，习镜伟和家人常常累得筋疲力尽，还要受到村民的嘲笑。“更难于忍受的是，碰到村里、公社召开大会小会，我父亲常常会作为资产阶级分子被揪出来批斗，心里痛苦万分，非常迷茫、绝望。”习学儿说，“那时候，因为家里成分不好，父母挨批斗，我们作为子女的也经常受到欺负，人家骂我们是‘狗仔子’，我们大气都不敢出，夹着尾巴做人。”

“文革”结束后，许多下放劳动的人都纷纷落实了政策回城，而习镜伟一家却迟迟得不到解决。“解放前我爷爷有点土地，后来开过杂货店。因此，有关部门在我父亲的成分划分是‘小土地出租者’还是‘工商业者’上持有不同的看法，造成了两边靠两边都不靠的局面，每次落实政策，我们家都享受不到，这样年复一年，事情总是解决不了。”习镜伟的三儿子习许如说。习镜伟一次次反映情况，一次次受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1982年他向中共中央写信反映。(www.daowen.com)

此后，他家的问题得以解决，习镜伟一家重新回到了县城，过上了正常生活。不久，习镜伟也恢复担任县贸易公司经理，直到198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