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菊芳

▼人物简介

卢菊芳，女，1927年10月出生，江苏镇江人。毕业于上海五爱中学高中部、上海公信会计学校高级会计班。1947～1952年任上海巩基制革厂会计，1952～1956年任上海吕金记制革厂副经理、经理，1956年后任公私合营上海制革中心厂副厂长兼吕金记制革厂厂长。工厂内迁安徽省合肥市后任合肥制革厂厂长，担任安徽省青年联合会常委、省妇联常委，合肥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58年后，任合肥制革厂生产技术科副科长、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省工商联常委。1981年调民建合肥市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兼组织处长，兼任民建中央委员，市政协常委。1984年任民建安徽省委员会秘书长，省政协第五至第七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1984年调入省工商联工作，任秘书长、副主委。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妇女代表、上海卢湾区优抚模范、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合肥市先进工作者、合肥市“三八”红旗手、安徽省政协系统先进个人，获安徽省政协优秀提案奖等。

我出生于旧中国工商业者家庭，父亲是江苏镇江人，母亲是江苏苏州人。我的姑父和姑妈在上海经营一家绸缎棉布庄，因为我父亲和姑妈从小就特别亲，于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从苏州来到上海。

我姑妈喜欢交际，她的朋友在上海开了一家皮革厂，做专供“军需”的牛皮传送带，掌柜叫吕金瘦，虽然是个文盲，但靠着踏实肯干信誉好，生意做得很好，在当地影响力也很大。我18岁那年，由姑妈的朋友牵线搭桥，嫁给了吕金瘦的大儿子。当时我年纪小，虽然成家了，但不愿意成天无所事事，待在家里做少奶奶，于是我就和先生商量，去厂里看看工人是怎么劳动，怎么操作机器的，了解一下制革的过程。就这样，我进入了工厂。可是慢慢地我发现，要想管理好厂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管？管什么？不学习不行。于是在先生的支持下，我又去了上海公信会计学校，通过3年专业学习，慢慢掌握了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学习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厂里继续学习，我善于观察，肯下功夫，能够吃苦，不仅学习了皮革的生产流程、制作工艺等，还学到了不少企业实际运营的管理经验，更是尝到了作为工商业者的酸甜苦辣。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受到旧社会一些观念、思想的影响，加之对共产党的一些路线、方针、政策认识不够，致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度受阻。1951年，上海率先成立了工商联组织，积极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动员广大工商业者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那时候，工商联经常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我每次都积极参加，正是在那里我了解到了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到了毛主席的“听党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诲。我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别说国家繁荣发展，就是个人又能有什么前途和出路呢？通过工商联组织的学习，我和其他许多工商业者一样，不仅思想得到了改造，觉悟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新、旧社会的亲身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唯一的出路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走公私合营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于是，我和家人商量，我们都有工资，家里房子也够住，不如把账外的房产拿去银行用作抵押贷款。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公私合营时，我将家中40余万元的房地产作为资金投入到制革厂，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生产效率逐步提高，经营状况明显好转，企业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在厂里，我工作积极，成绩突出，是先进工作者；在厂外，我踊跃参加工商联各项社会活动，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抗美援朝期间，我动员上海卢湾区有钱的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太太，共同捐赠了一架“妇女号”飞机，我带头捐了20万元。我还捐赠20万元给当时所在的街道，筹办“民办子弟学校”，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正是因为积极努力，我被评为“卢湾区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1956年，我有幸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我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在大会上号召我们不但要“听、跟、走”，还要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支持内地建设。回到上海，毛主席的话语仍时常在耳边响起。

也就在这个时候，经国务院批准，要从上海搬迁一部分企业到外地，要求企业有技术基础、没有外债、有较好的生产设备，这些条件我们厂都具备。上海市有关领导也找到我，希望我能起带头作用。在工商联的鼓励下，我决心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建设。经过在安徽充分考察和实地调研，最终决定将制革厂迁往合肥。1956年5月，我带领几个技术骨干来到合肥，在原东七里站附近买了60亩地，带领一班人开始建厂。皮革生产周期要8到9个月，为了提高效率，我就要求厂房建设和原料采购、设备搬迁、皮革生产同步进行.我每天晚上亲自设计工厂图纸，画一点图纸，工人就盖一点厂房，这样厂房建好了，皮革生产也不耽误。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厂房、生产流水线、职工宿舍逐渐建成，同年11月，由我任厂长的公私合营合肥制革厂正式投入运营。

在厂里，我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和工人们吃在一起，干在一起。当时，苏联和中国关系紧张，苏联停止对中国供应烤胶，烤胶是皮革生产的重要原料之一，没有烤胶，生产怎么办？我四处打听，后来得知，在福建有种来源于植物中的材料叫“红根”，可以取代烤胶。我激动万分，迫不及待地找到在上海轻工局的老朋友，请他牵线搭桥，帮我顺利找到了稳定的红根供应源。在生产过程中，我关注每种产品的工艺流程，严把产品质量的每一道关口，确保每一个环节不出纰漏。由于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加上我对待每个工人都像自己亲人一样，工人们的主人翁意识、责任心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效益不断提升。(www.daowen.com)

1957年5月，一场“整风运动”席卷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受到了冲击，我也受到了影响。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厂区办公室贴到了宿舍，我被打成“右派分子”。从厂长降职为生产技术科科长，从每月300多元的工资降为100多元，从一个一心想干事的人沦为被人指指点点的“右派分子”，我的处境异常艰难，但是我依然没有动摇我跟党走、跟毛主席走的决心。我始终相信党，相信自己，面对逆境，平静的心态让我选择了积极面对，无论处于什么地位，我依然带领工人积极投入生产建设。在一次生产过程中，锅炉突然损坏，整个生产被迫中断，我十分着急，立刻找到机修工人，问多久能修好？得到的答复是一个星期！原因是要把锅炉的水慢慢放掉，重新换水。我找到书记，向他承诺，给我十天的补助，我保证一个晚上把锅炉修好！书记半信半疑地同意了，于是我找来机修工人，把十天的补助给他，让他按照我的方法做，一边把热水放掉十分之一，一边加十分之一的冷水，如此循环往复地做，仅仅花了两个半小时，就把锅炉里的水全部换掉了，锅炉可以重新恢复工作了。1979年，我终于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得以平反。

正是因为这些经历，1981年，合肥市有关领导把我调入了民建，任民建合肥市委员会副秘书长，被推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合肥市政协常委、安徽省妇联常委、安徽省青联常委。1984年任民建安徽省委员会任秘书长，省政协第五至第七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同年，我调到省工商联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会长。在担任副会长期间，分管经济、财务、行政工作。对于一个老工商业者来说，能调到工商联工作，无疑有一种“归队”“回家”的感觉，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也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对民营经济政策的放开和私营经济合法地位的确立，安徽的民营经济也正迎来了飞速发展的良机。在这种新形势下，我深知，做好工商联这个党领导下的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兼有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的工作，使工商联真正成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桥梁，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在工商联工作期间，我深入基层，了解各级工商联的工作情况，调研走访私营企业大户，和民营企业家们交友谈心，深入了解他们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掌握他们的思想情况，然后为他们出点子、想办法。当时芜湖三泰集团由于缺乏资金周转，两栋18层的大楼盖到5层时被迫停工，企业负责人非常着急，我知道三泰集团的负责人是非常实干的人，口碑很好，于是我当机立断，立即联系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我就带着银行的同志去企业实地考察、评估。经过协商，银行安排了1500万元贷款，为三泰集团解决了实际困难，两栋大楼也得以顺利竣工。由于我一贯奉行真诚、踏实和乐于助人的人生信条，也让我赢得了民营企业家的信任和喜爱。

除了为民营企业解决资金难题，我还积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和“请进来”牵线搭桥，促进与外省市企业的合作发展。能为民营企业做点事情，我感到十分欣慰。

1998年，我从安徽省工商联退休，虽然我离开了工商联，但是我的心永远留在工商联这个大家庭。我与工商联有半个多世纪的情缘，第一次了解党的政策是通过工商联，我的顺利改造得益于工商联对我的教育，在我最困难和最无助的时候工商联给了我信任和理解，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我在工商联实现了人生的理想！

当前随着各级党委政府对工商联和民营经济的重视，工商联事业正迎来发展的春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工商联事业薪火相传，蒸蒸日上，也正是我们老工商业者最愿意看到，也是最想看到的。虽然我已经90多岁了，但我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健康地看到民营经济更上一层楼，看到工商联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