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亮

▼人物简介

常玉亮，男，1922年出生，安徽萧县人。解放前在徐州市德甡运输商行做职员，1948年，常玉亮被推选担任徐州运输货栈同业公会主任，1949年当选为徐州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市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副主委兼秘书长，是徐州市工商联的重要创始人和见证人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劳动。1980年年初，徐州市工商联恢复工作，常玉亮当选市工商联主委，直至1994年退休。

筹建徐州市工商联是1949年10月20日，徐州市第一任市长张北华到旧商会地址召集了一部分行业的负责人，宣布成立徐州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徐州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正是新中国刚刚诞生，面临着复杂而繁重的任务。当时政府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徐州过去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的汤恩伯就有个公司在徐州搞投机倒把，把市场搞乱了。徐州工商业中小公司、小企业多，大的公司只有一个包兴面粉厂。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全部的工商业资产只有700万元，还包括蒋旺煤矿（占了三四百万元）。中小工商业者多，投机倒把的多，价钱拦腰砍。面对这种情况，工商联筹委会首先抓住“稳定物价、保证供应”这个关键问题开展工作。召集各个同业公会和业主，宣传政府的政策，要求各个行业废除私价、暗价，实行“明码标价”。经过一番整顿，特别是开展“五反”运动，对当时的工商业教育很重要，都正规化了。1952年正式成立工商联，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慢慢有党的具体领导，统战部做上层思想教育工作，各方面就慢慢正规起来了。

那个时期，工商联筹委会所做的最困难的工作是评议税收。建国初期，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资金十分困难，做好税收是一项极为重要又十分棘手的工作。我们主要采用“民主评议”的方法，具体步骤是：（1）规定某一时期全市应纳工商税总额；（2）由城市税收机关会同市工商联把这一税额分摊到各行业；（3）在各行业范围内把税额分摊到各户，由各户自报公议。徐州地方的工商业户多是账册不健全，或者是建两本帐，弄虚作假情况严重。旧社会工商业户税收的陋习往往是缴三成、留三成、漏四成，所以税收评议工作进行得非常困难。工商户对税务局提出的税额，有的喊重了，采取磨、拖的敷衍观望态度；有的以强凌弱，互相排挤；有的则明应暗顶，故意拖欠，这样给税收入库、货币回笼和物价稳定带来严重影响。面临种种情况，“税收评议委员会”在市政府领导下，坚持不懈开展工作，耐心宣传人民税收制度与国民党税收的根本不同，一方面批评某些业户的错误态度，严肃处理一些不法商户，另一方面大量、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公私合营前每个季度要评税，要检查行业里面不正常的事情、违法的事情，推行爱国公约，还要在国家统购时加工订货。那时压面条的和开饭馆的所需面粉、大米都要做计划，报到粮食局。

1953年，国内外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市场也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加强工商联工作，提高工商联工作效率，政府委派了几位干部，来协助工商联进行组织整顿。整顿工作首先从整顿工商联基层组织同业公会做起。派来的干部对基层情况不了解，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由我负责，把每个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负责人和有关人员情况，一一作详细介绍。他们掌握了基本情况，深入基层后，对组织不健全的同业公会及时进行了改选。在基层组织整顿的基础上，根据政府布置，按市区规划，先后成立了鼓楼、云龙、子房、王陵四个区级工商联，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另外，当时市工商联组织比较臃肿庞大，机构组成人员包括：接收一部分旧商会人员，招收一部分工作人员，又吸收撤消机构后（如资产重估组）的部分人员、工商日报的人员，以及各基层组织自行招用亲友的工作人员，人数达300多人。机构人员繁杂，显然不适应工作的开展，必须精简。于是经过开会学习，动员劝退了近200人，保留了100多人。对劝退的人员，给予适当安排，经济给予补偿。后来又经过干部下放，到“文革”前，市工商联人员留有30余人。

工商联调整后最突出的工作是批发商改造，也是最为艰苦的工作。全国开展“一化三改”运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国营经济壮大，规定一些私营企业不准经营批发业务，只允许开展零售业务。政府鼓励发展工业、发展生产，但是当时工商界有点观望，积极性不高。经过教育和发动，培养积极分子，慢慢地有两个公司转做热水瓶厂，在其带动下，批发商转行工业的逐渐多了。当时没有技术没有人员，就派人到上海学习技术，去挖技术工人。那个镀银车间工人工资不给300块就不来（我们主席最高工资才500块），吹小泡的不给100块不来，硬给拉来了。建炉子花了2万块，炉子建好了，人也来了，开始做玻璃罩，结果炉子塌了。因为我们这儿的土是沙土，一烧沙子就化了，南方是黏土没有这个问题。那时候领导着急，大家也着急，共同想办法解决问题，工商联、工会出面做工作。市政府派范松担任书记，来到厂里，带领劳资双方振奋精神，克服困难，劳资双方暂时将工资减半，又争取其他业户筹来部分资金，逐步恢复生产。原来计划6万元办成的热水瓶厂，后来花了16万元才建起来，由此可知转产付出了多少艰辛。后来有了经验，有了这些技术工人和工艺，徐州暖水瓶厂的产品质量得到了保证，并且不断提高，到1958年前后，暖水瓶质量一直被评为全国第一，成为徐州的名牌产品。原来有个钢铁厂，也是用这个办法投资建起来的。后来又成立了徐州灯泡厂，后来又发展为啤酒瓶厂。当时筹办的华信造纸厂，后来发展成为徐州造纸厂。造纸厂的生产遇到了排污问题，当时废水是就近向黄河排放的。黄河岸边住满了百姓，他们洗衣服、洗菜都在黄河里，废水经常排放，使河水变色变味，老百姓有意见了，找到厂里，又找到工商联。于是我帮助造纸厂想办法，决定采用一个比较长远的办法，就是铺设管道，从厂里架空越过黄河，然后往西岸的地下大污水道里排放。这些工厂在1956年前后公私合营，政府投入资金3亿多元，进行合并改建，先后成立纺织厂、化工厂、重型机械厂、水泥厂、橡胶厂、印染厂、钢铁厂等，奠定了徐州的工业基础。

再讲公私合营。徐州市工商界由于中小型的比较多，小工商业者认为公私合营后等于有了固定工作，不会失业了，有保障了，所以在公私合营上困难并不大。我们成立了改造办公室，对商业企业改造进行统一计划。工商联做动员安排，然后确定谁做经理，谁做业务，在哪里合适，到1955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公私合营已经完成了。(www.daowen.com)

这之后印象深的是1960年1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参观了北京十大建筑，听了李维汉部长的讲话，肯定工商界人士经过几年来的锻炼，现在是“大有进步，还有问题”。大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大家办事情、想问题，要想着中国有六亿人口，我们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全联主委陈叔通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特地撰写一副对联，“一心记着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大会结束前，刘少奇主席接见工商联领导人，指示“工商联顾一头，顾社会主义这一头；党包一头，包到底。”希望工商联要打消后顾之忧，一心为社会主义服务，继续前进。随后同全体代表合影。我回徐州后，向大家传达了大会精神。

粉碎“四人帮”后，工商界积极性很高，都积极想做点贡献。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回城，就业比较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想方设法搞实体企业，安排就业，首先是恢复了育才会计学校，这是个老学校，在徐州声望很好。我们还没说招生呢，就有几十个人来说要学会计。当时没有房子，就在鼓楼区税务局会议室，把老校长吴文忠请来，把老会计请出来教课，把我们副秘书长张绍堂配上，一开始就办了两个班，效果很好。后来正式招生时，一下子来了四个班，我们措手不及。只好借用小学的教室，晚上授课。这个学校一直办到现在。只是现在教的内容不一样了，现在做会计上岗证培训等。我们还与街道办事处合作，用街道的房子，每月交管理费，办了个打字社。接着就搞复印，当时复印机很少，一个不够用又买一个，接着买了个晒图机，这是全套服务了，附近的机关院校、医学院，都在这儿复印文件。

后来市里要我们安排40个待业青年。我们上北京学习技术，办了一个铜管厂，将工业废料做成铜管，安排了30多个青年，一年做一二十万的生意。另外，当时在徐州都是手工织毛衣，没有编织厂，我们与苏州工商联联系，派学生去学习机器编织，回来办了个小厂，然后苏州又派技术人员来指导，又安排了十几个人就业。后来徐钢让我们安排几个学生，我们又办了个肠衣厂，销往广州，解决了一二十人就业。我们这些人倒不是有多么高的技术，但办这些小厂得心应手。会计、接待、管理、校对、排版这些工作，老同志们都会干，没有这些人也办不起来。这些厂现在都还有，1985年改制时，交给私人了。

改革开放后，工商联还办了饭店，帮灯泡厂引进了两条生产线，帮果脯厂引进了灌溉生产线，又办了皮毛厂等小企业，其中灯泡厂两条生产线价格又便宜又好。我们与香港企业家搞了个电子厂，当时这是全省工商联中第一家合资企业，我常应邀到省里做经验交流。当然，尝试了很多，也有失败的。我们想引进福建企业，派了两个同志到厦门，去了两个月，花了2万元，没弄成，人家不愿意到北边来。我们还有到新疆支边的，为了帮助边疆牧民开发利用羊油，工商联的同志专门陪同我们化工厂的师傅到新疆去研究开发羊油皂，经过千辛万苦，肥皂做出来了，但有膻味，没有成功。我们也跟苏州合作，他们缺煤，我们送煤到苏州销售，干了一年多。我还到深圳工商联，与他们建立了很好的联系。我们什么都干过，只要有利的，不计成本。这期间，有些厂商要送我东西，我说不要，对工商联影响不好。只要能把工作做好，完成党的任务，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我们工商联的旧址是四四方方的一大块地，市政府一个局要在那儿盖楼，说好给我们五层，后来城市改造，说好的房子没有了，经政府协调，赔了我们900万元（按照市场价应该赔2000多万元），工商联搬到机关行政大楼。以前我们工商联刚成立时通知工商业者来开会，通知10个人只来三个五个，他们受旧思想影响，说去那儿的都是资本家，都要被改造，所以都不愿意来。我们就想办法，开会的同时搞培训讲座。办税务讲座，我们通知3人，一下子来了一满间，讲座结束还让他们提问，开得热热乎乎。第二次工商登记，再开讲座，几个讲座一开，就热闹起来了。后来，又来与教育局合作办金融合作社，为小工商业者提供贷款服务，很快新工商联就搞起来了。

我1994年退休了，接任的于跃主席很能干，我就什么事都不管了。我有个孩子，除了大儿子不在了，其他5个孩子都挺孝顺，我晚年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