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炳林

▼人物简介

毕炳林，男，1928年出生于苏州。1944年随父亲经营苏州天泰布店，抗日战争期间，逃亡到安徽，在安徽师范读书，毕业后担任小学老师。1955年被安排在国营尼纱布公司，1956年担任国营花纱布公司业务科长，同年到苏州市工商联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劳动，恢复工作后任苏州市工商联处长、副会长，直到1998年70岁时退休。

苏州市原工商业者这几年变化很大，首先是人数的变化，公私合营时有7000人左右，现在是700人左右。解放前平均年龄三四十岁（我那时二十九岁），现在90岁以上的一百多人，80到90岁之间的有二百多人。实际上这些人都不能工作了，有些在家里都不能出来了。工商联对老会员的工作一直做得很好，我们有个500多平方米的“老年之家”，是1984年创办的，设了茶室、棋室、阅览室，还专门有服务人员，是离退休的老同志吃茶聊天的地方。前几年，还进行了翻新装修，配备了空调、电视、茶桌、图书报刊等。每逢周三都有医生专门为老会员测量血压，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开始时很兴旺，每天早上吃茶的有八九十人，大厅坐得满满的。现在人少了，毕竟年纪都大了，但每周来老年之家活动者也有100多人次，有的老会员一年365天不论刮风下雨都要来，“老年之家”已经成为老会员的“精神家园”。有一年市里要对包括“老年之家”在内的地块进行拆迁，但老会员都不肯搬，一是因为时间长了有感情，二是因为那里交通方便。后来统战部和工商联的领导多次和市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最终“老年之家”保留下来，不再拆迁，让我们感觉很欣慰。

工商联还指定专门处室和工作人员负责原工商业者的服务工作。我们按行业分成12个大组、23个小组，有专人负责联络工作，及时掌握情况，信息传起来还比较快。逢年过节，工商联的领导就上门走访慰问，给我们送慰问金、重阳糕、长寿面。以前工商联每年都组织我们出游，后来考虑到大家年事已高，调整为聚餐和茶叙，利用茶话会、团拜会、座谈会的形式，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苏州市委、市政府还设立专项资金对原工商业者进行补助，每年提供2万元给工商联，用于补助、慰问和“老年之家”的开支等。因为原工商业者的遗孀没有工作的较多，生活普遍困难，市政府从2003年7月1日起，对原工商业者无工作的遗孀每月定期发放生活费220元，到2014年已经提高到70元。我举个例子，我们有个原副市长叫陈晖，他担任过国营花纱厂的党委书记、重工业局的局长，前两年去世的时候留给女儿100万元，指定给工商联，要求这个钱专门补助原工商业者的遗孀。因为他一直分管私改工作，对原工商业者比较了解。他自己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吃了很多苦，这100万元就是后来补给他的工资。他女儿按照他的遗愿，为其设立“陈晖基金”，每年筹集7万余元，用于帮助原工商业者无工作的遗孀。总的来说，现在每年全市累计向原工商业者及其遗孀发放各种慰问、补助、低保金共100万元左右。

原工商业者从解放后一直响应党的号召，比如说一开始就献粮献钞，那时候是大势所趋，到后来抗美援朝就不一样了，自觉性不断提高。我起初对政策还是有点想法的，但通过学习以后，“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就树立了。我记得当时毛主席讲过，大体意思是“谁为人民做好事，一直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刘少奇主席也要求原工商业者“要一边倒，要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同时承诺对原工商业者的生活等方面“包下来，包到底”，这也鼓舞了原工商业者树立“听、跟、走”的信心。共产党也坚守了自己的诺言：人民是不会忘记原工商业者的。我觉得原工商业者也是幸运的，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结果还是很好的。现在原工商业者生活总的来说比较安定。当然，因为多数在基层，有些人的生活还有些困难，他们的生产资料当初都交了，生活上主要靠子女，子女好他们就好，子女困难一些，他们就差一些。(www.daowen.com)

在“听、跟、走”方面，原工商业者不只是口头喊喊，而是有实际行动的。在公私合营的时候，党和政府对他们中的青年、家属特别的重视。现在苏州700名左右的老工商业者，基本都是当时的青年。在公私合营那年的2月份召开了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苏州去了7个，我是其中一个。开会的时候，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了大家，还跟大家合影，这说明工商青年在公私合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年纪小，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主动清产核资，把自己的生产资料统计起来，交给国家，“敲锣打鼓地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后，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体现得比较明显，也做了很多实事。20世纪80年代，苏州市工商联充分利用原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经验，成立了咨询服务公司，组织了十几个行业咨询组和一个中心组，帮助工商界改善经营管理。我们帮助“文革”时期被迫停业，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药店——苏州王鸿翥药店复业开张。我们还组织造纸工业支边咨询服务组三上广西百色帮助建造纸厂，当时他们什么都没有，厂长、科长、车间主任、技术工作、财务会计都是我们帮忙安排的，从无到有，生产出第一张纸，我们都是无偿服务。为纪念民族团结的深情，百色地区政府还把造纸机命名为“友谊机”。在百色的时候，我们去的人看到那里草资源很丰富，但没有养鹅的，就专门坐飞机，捧了种蛋过去帮他们孵化，饲养家鹅，这些都是实效很好的。

我们还帮助乡镇企业，因为当时原工商业者的水平刚好适应这种情况。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到我们工商联来，请我们帮他们搞绸厂，我们退休的工商业者帮他们搞了几年，实效也很好，他们很感谢。我们帮助街道搞漳绒厂，后来这个厂吸引了一个香港老板来投资，通过这个企业把濒临绝迹的漳绒织造技术保留了下来，抢救了一个品种，也帮街道发展了一个企业。我们的会办企业也有老工商业者参加，他们不计报酬，办了绸布、煤炭、化纤等公司，都办得比较好。另外，由于当时公办学校不够，政府提出公办和私办两条腿走路，我们响应号召，由原工商业者出资，办了六所初级中学，办了几年后又交给政府。有一个锅炉厂，他的电焊工是直接招来没培训就上岗的。咨询组知道后就建议要培训，否则有安全隐患。我们还办了电脑、会计培训班。原工商业者家属也做了一些工作，家属帮人民桥街道办了个编织厂，编织毛衣。苏州的十几个咨询组搞了很多年，一直到退休，年龄越来越大，没有辜负费委员长的希望，后来他专门来工商联表示感谢。原工商业者利用对外关系、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和国外的商会也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泰国等，我们和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ZDH）合作，他们给我们工商联很大的帮助。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原工商业者虽然有的生活条件艰苦，但仍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曾多次为灾区捐款、献爱心。我市原工商业者詹氏家族资助苏州社会福利院的善举坚持了整整27年，共捐出近千万元人民币和价值400万元的老宅。我市的原工商业者钱小铮女士创办了“严裕棠教育奖学金”，资助了一大批困难学生。苏州的《商会志》也是原工商业者几个人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弄出来的，各方面内容还都是比较全面的。

说到我的个人经历，解放前我家开绸布店。实际上我跟现在的原工商业者700人都差不多，是原工商业者的子女，很多原工商业者都过世了。抗日战争时期，我逃到安徽，在安徽师范读书，毕业后当小学老师，和我老婆一样。那时候家里的店还开着，规模是中小型的。后来公私合营，我被安排在花纱布公司当业务科长，公私合营后就调到工商联，干了40多年，一直到1998年70岁才退休。我到工商联时是组宣处副处长，后来担任副会长。

原工商业者一生中的沟沟坎坎太多，现在的企业家则幸福多了，而且发展快。因为现在政策好，没有政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更幸福。他们应该记住苏州有很多老字号，为什么可以做到老字号，因为信誉好。现在的企业家要立志建老字号，取信于民，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