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我们一家四口，被下放到金坛市白塔镇新胜大队带薪劳动（当时我工资为67.9元，我爱人是47元，因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所以是带薪劳动），这对从未去过农村的人是一个考验。当时农村条件很差，每天吃的都是粥，饭要留到农忙或亲戚来访再吃。工分每天只有8分，平时生产队很少能分到现金。因此，当时农民生活非常清苦，农民们看到我们一家四口人每月有110多元工资收入觉得很了不起。在劳动中，大家对我们夫妻俩都很照顾，我参加妇女组劳动，爱人参加儿童组劳动，老乡还相应给我们减少工作量来照顾我俩。这样非但不能增加生产队的劳动效率，反而减少数量，我心中非常不安。

去了半年左右，我爱人被借到白塔公社去参加社教，早出晚归。当时的大队书记吴洪元来找我说：“老卜，想想办法，大队能否办个小工厂，这样才能有些经济来源。”我考虑，农村当时是学大寨，搞工业不是学大庆了吗？我被下放明确是下放劳动的，还戴着“资本家”的帽子，再办个厂不太合适。但后来想想，农村现在这样苦，要改变面貌就要“四化”。“四化”要钱，没有钱怎样实现“四化”？社员这样苦，生活上零花钱都没有。我不是为私，我是为公的，虽然有风险，问题亦不大。因此，我着手帮他们办了个新胜玻璃厂，生产安瓿瓶和农药瓶。1971年，我们从生产资金400元，人员4个人起步。为了节约成本，我们不请师父，派人外出培训，我不拿一分工资，出差不拿补助。工厂要用的东西，只要家里有就拿去用。工厂最多的时候有近70人参加生产，每人除记工分外还有10多元的零用钱，工人们开心得不得了。看到她们高兴的样子，我也高兴。当时，其他大队亦有人讲：“我们是学大寨，新胜是学大庆。”大队书记听了和我说：“老卜没有事的，有事支部担保！”我爱人亦帮助出外进料，推销产品。等我1976年1月回常州时，工厂资产已近40万元，是开办时的100倍，还得到过队办企业的先进集体荣誉。因此，在我下放时，村民对我印象很好。我父母的坟都在小队公墓，20世纪90年代有一股砸碑平坟风，但我祖上的碑他们设法帮我埋在地下。最后，墓碑保存了下来。(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