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订货的模式，不是每个工商业者在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愿意接受的，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打字机供不应求，生产厂家急剧增加，市场非常好。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和改造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加工定货的利润比较薄，我为什么愿意继续接受加工订货并且接受包销产品的条款？因为企业在“五反”时期遇到困难时，股东老板纷纷离开，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苦苦支撑，但厂里工人都支持我搞下去，他们也知道我把金首饰都卖了应付开销，所以主动表态工资可以晚点发。卢湾区团委书记施惠群找我谈话，勉励我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把厂办下去。政府也及时调整措施，扶助企业发展。这些经历都在潜移默化促使我转变经营理念和人生价值观。我想，只要企业有利可图，能够维持下去，把产品卖给国家有啥不好？所以就接受了市文化用品公司的订货包销，每月30台。那时，一台打字机的市场价为625元，我卖给国家贸易公司，只要340元。同行因此都在骂我，但我不为所动。我已经懂得，我们是新中国的一分子，不能局限于一个小的自我当中，应该爱自己的国家，个人利益要和国家的利益相结合。340块钱的收购价虽不高，我经过成本核算，还有合理的利润空间，我们怎么能够在国家的头上赚取暴利呢？同行中，我的厂是第一个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的。当时连我的合伙人都埋怨我说，你就是要出风头，就是要当人民代表，才这样做！但我厂里的党员、团员都支持我。说起党员，我们厂里的第一位党员，还是我到政府要来的，我那时主要管对外业务，厂里的职工福利、劳资协调，由合伙人负责，结果钱花了不少，用的却不是地方，职工意见较大，劳资纠纷常常有，工人之间也会有争吵，经常为了这些事要我出面开会调解，烦得不得了。我就去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他们给我派一个共产党员，派一个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们厂搞工会工作，协调好劳资关系。他们都奇怪，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工商业者？后来真的派来了一个人来当工会主席，我们合作得很好。

那段时间我经常参加区民主青年联合会的活动，民青联很重视我们，经常组织学习、组织活动。我在1953年出席过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代表大会，当时青联有“小政协”之称，集中了各方面的青年代表，共同特点是要求进步，建设新社会。

接下来要搞公私合营，我打了几次申请合营的报告，答复全是条件还不成熟，要创造条件。组织我们参观学习已经合营的厂家，比如刘公诚的水泥厂。刘公诚是刘鸿生的儿子，解放前是秘密党员。经过参观了解，我发现公私合营的优点很多：首先是合营后，企业内劳资矛盾没有了；第二是不用忙于“轧头寸”（调配资金）了；第三是工商业者的职务有保障，厂长还是厂长；第四是采用“四马分肥”的办法，经济收入有保障。那时候，工商界有一批年轻人非常积极。(www.daowen.com)

迎接大合营时，我们在瑞金二路49号卢湾区工商联开会，参会人员大概有100人左右。区里一位民青联干部推推我，暗示我上去表态。我就跳上台去，倡议成立青年突击队，帮助各家商户清产核资，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当时真是热血沸腾啊。我们建立了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支青年突击队，以后全面铺开，各区都搞起来了。当时区工商联条件很差的，开大会连凳子都要自己搬。开会印通知、发通知、写标语等，都是自己动手。1956年1月20日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大合营那天，大家涌到中苏友好大厦开会，敲锣打鼓送申请书。我作为工商青年代表，被安排坐在前排工商联常委的位置。会场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要求上台发言的人排成了长龙，我被一名工作人员拉到边上，做了个录音发言，内容大体是讲自己激动的心情以及今后要如何努力工作，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1956年2月，上海组成了60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出席“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陈铭珊任团长，我是副团长。会议开了八天，讨论十分热烈，另外还安排了许多参观、联谊活动。上海代表团特别庞大，既有老板，也有私企从业人员代表。上海代表团在文娱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不管唱歌跳舞还是唱戏都轻松自如，但在植树劳动中却出了“洋相”，铁锹不知道如何拿，远不如兄弟省市的工商业者动作熟练。大会将结束时，上海代表团推派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之雄（她父亲是有“化工大王”“国货大王”之誉的方液仙）上台读一份倡议书，号召工商业者争取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时她还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上台用普通话宣读，真好听。后来才知道为了读准发音，身为北京人的玲奋机器厂副厂长王兆五特地为她作辅导。毛主席接见会议代表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