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很快消除了之前对共产党的恐慌心理,并且在政府“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感召下,我的企业从服务性行业转变为制造行业。新中国诞生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国外打字机根本进不来,所以我们产品的销路很好。
但好景不长,因为解放初期我们这个群体的整体觉悟还是比较低的,缺乏前辈实业救国的理想,有些人不顾全大局,以商人为本位,将追逐利益作为唯一目标,乃至操纵市场、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更可怕的是腐蚀干部,可以说无奇不有,这些情况对亟待恢复的国民经济建设来说是巨大的障碍。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场全国性的“五反”运动开始了。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工商局局长的许涤新回忆说,上海市在当时是全国加工订货的经济中心,“五反”运动当然要把上海作为主要对象。中央派薄一波到上海来领导这场运动。
运动中的我亲身经历,感受真切。工商联协助政府,帮助工商界人士提高认识,开展一系列工作,可谓功不可没。这些事至今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时的要求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所谓从严,即宣传声势浩大,譬如王康年案的影响很大。王康年的大康药房制作西药时弄虚作假,烂棉花不经过消毒用来做急救包,残害志愿军。王康年被枪毙的新闻在报纸上登出来后,我们看了一点都不会同情他。但是,一般工商界人士对“五反”斗争没有思想准备,加上本身有点问题,压力很大,莫名的恐惧心理十分普遍,甚至发生自杀事件。政府及时阐明政策,记得陈毅市长亲自在天蟾舞台作报告,并拉广播线扩大收听范围。陈毅市长的报告通情达理、语重心长,其中有一句“工商界有勇气自杀,为什么没有勇气交待自己的问题呢”,流传甚远,影响颇深。这句话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我当时坐在台下听,确实被深深震撼了。后来,工商联因势利导,帮助阐明政策,消除大家的顾虑,各行各业、市区组织各种交流和学习,晓以利害,工商界逐步稳定了下来。
我是从一个打字机教员逐步成为女工商业者的。经过教育,我认识到不能只图自己私利,成为国家建设中的绊脚石。虽然我的厂没有偷漏税收,也不行贿,只是存在暴利(“五反”前只订货不包销,价格完全市场化)和偷工减料行为——这是非法行为。我较快地讲清了获利的金额,由于交待清楚,得到厂内外的认同,还在区内工商界现身说法,既说出自己的问题,又间接地帮助了同业,有了立功表现。经过评议,我被认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www.daowen.com)
“五反”运动告一段落时,整个市场不景气,生产基本停顿。工商界人士被揭发、批评后,普遍产生了“灰溜溜”情绪,感到前途无望。一度我也后悔跨出家门求自立,变成了一个资本家,脸上无光。现在想来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工商界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何况建国时的《共同纲领》肯定了五种经济成分共存,只要合法经营,是可以生存和发展的。“灰溜溜”不能解决问题,唯一的方向是爱国守法,争取处理从宽。就我所知,当时的非法收入大部分没有立即退赔。我的打字机厂注册资本是8000元,而交待清算下来有6000元非法收入,如果立即退赔,可能马上得停业。然而政府非但不让退赔,还鼓励我积极经营,厂里还召开了团结大会,劳资双方原来对立的思想统一到共同发展生产上来,我还受到工人同志们的尊重。
当时,工商联配合政府召开各种座谈会。我曾参加胡子婴秘书长召开的会议,会上我反映了产品无人问津的困难情况,其他轻工业同业都有同感。胡子婴循循善诱地讲:“你们生产的是国家需要的产品,不久即会恢复,不可灰心,要以积极态度对待这次运动。”果然,全国性运动告一段落后,各行业陆续恢复生产,供销两旺,出现了人们称之为“难忘的1953年”。那时,正气抬头了,经营作风端正了,卢湾区工商界的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改组为区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常委,同年又加入了民主建国会,成为民建区委委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