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昌

▼人物简介

李宏昌，汉族，1924年生于内蒙古通辽县，1947年在双辽县自营企业，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1952年至1980先后任双辽县工商联第一至六届主任委员，双辽县副县长，双辽县政协副主席。1980年任吉林省工商联秘书长、省民建副秘书长、吉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当选为吉林省第一至四届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省政协委员，第五、六届省政协常委，第七届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至十一届代表，第四至六届执委、常委，第七届副主席，第八届名誉副主席。

1924年11月，我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县敖力卜村，父亲靠经商维系全家的生活。小学毕业后，由于生活所迫，我来到双辽县郑家屯一个叫“福增祥”的皮铺当皮匠学徒。六年学徒生涯结束后，我离开“福增祥”开始从事皮革制作生意，三年后，我在郑家屯开办了皮铺，起了字号叫“福兴长”，并出任经理。

1947年，双辽县获得解放，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国民党军队尚留有残部占领着三江口，威胁着双辽百姓的安全。因此，双辽县工商界人心惶惶，许多“老字号”不得不大量裁员，不少企业休业或弃业。我对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充满希望，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就在同年，双辽县皮革同业公会改选，我被选为双辽县皮革同业公会会长。党的关怀和信任让我有了施展才能和锻炼的机会，我把减员、休业、弃业的皮革业同行重新组织起来，动员他们投身于军需供应和支援前线工作中去。

1948年的冬天特别冷，好多从关内入伍的八路军战士都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严寒。上级要求双辽迅速赶制5万双东北棉鞋支援四平战役，支援解放战争。由于郑家屯是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对峙的地方，有的商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担心出麻烦，怕掉脑袋。可我从心底里厌恶国民党，希望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打赢这场战争，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5万双鞋需要5000张牛皮，当地解决不了。我就带领两个人，昼夜兼程，绕过敌军封锁线，冒着危险到天津采购牛皮，并将运回的牛皮分发到皮革同业公会45户会员手里，逐一落实制鞋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选为辽西省人民代表、第一至四届吉林省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双辽县工商联常委，担任双辽县第一至六届工商联主任委员。在我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在1952年和1956年，两次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至今还记得当时主席教导我们“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要掌握自己命运”。我至今珍藏着毛主席与大家的合影，作为一个永恒纪念。

1956年年初，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公私合营热潮。在这场重大历史变革面前，我坚信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无比正确，因此积极拥护，热烈响应，带头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当时，有人抽走资金，我非但没有抽，反而把自己的全部资金都用于合营；有人隐瞒生产资料，我不隐瞒，把自己皮铺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都清产核资。我还带头“献宝”，把三个金元宝和十几只金戒指全都捐献给国家。其中有一只刚买了不久，在老伴手上戴着，还缠了线，也献给了国家。后来，双辽县政府根据政策动员我把首饰取回，我说什么也不干。那几年，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得到了同行的信任，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称赞，使我感到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我当时想，作为一名工商业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一切，就没有事业的发展，党提出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献什么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1956年11月，作为一名党外人士，我被任命为副县长。我真的非常激动，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永远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鞠躬尽瘁，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干好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报答党的恩情。为认真履行副县长职责，做好分管的文教卫生工作，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深入基层、积极实践上。我了解到一些群众因为生活比较困难，不讲卫生、不讲文明的现象很多，意识到唯有发展生产，消除贫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明问题和卫生问题。我把这一想法向县委主要领导汇报，提出了发展生产、搞好文明和卫生的建议，得到了县委和县政府的赞同和支持。为了做好分管的扫盲工作，我走村串户教育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因为有了文化才能发展生产。为了搞好体育工作，我深入学校、工厂和农村，推动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

几年以后，我又担任双辽县政协副主席。在新的岗位上，我努力学习，认真领会党的统战政策，经常走访政协委员，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切实关心委员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许多委员把我当成了挚友，有话愿意对我说，有困难愿意请我帮忙。我了解到县评剧团存在经济困难等问题，立即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到县评剧团搞调研，提出了演新戏、搞创收的建议，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帮助这个剧团渡过了难关。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双辽县政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创造出很多新经验，我还应邀率团去哈尔滨介绍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体会。(www.daowen.com)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被下放到商店劳动，后又被派到公社插队三年，但我始终相信党，紧紧依靠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2年8月，我从农村插队返回县城，被安排到县合作总店任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被任命为经理。县合作总店所属门类多，经营的品类杂，存在问题多。我初来乍到，面对的是一本难念的经。该店有20个合作小店，有饭店、理发店、蔬菜店，也有小百货店、小日杂店；职工老的老，小的小；在经营上规章制度不健全，纪律松散；经济效益低，有的小店长期亏损。面对这些难题，我首先从企业整顿入手，加强改善经营管理，以求增收节支。针对有些营业员多报耗损、浪费突出等问题，我同有关人员一起亲自盘点，改变10%的损耗标准，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化管理，很快把损耗降低到0.5%，仅此一项全年增加效益3万元。1978年，合作总店下属的一个饭店到10月末经济效益距年度任务指标还差很远，为帮助这个饭店完成任务，我在这里连续蹲点60天。每天早6点营业，我5点半准时到达饭店和职工共同劳动，注意观察研究顾客的心理和饮食习惯。我提出要增加主、副食的花色品种，扩大销售的意见。小饭店改进了经营策略，满足了顾客需求，不到两个月就扭亏为盈。合作总店的老年人多，我任职8年中，有七八十位老人相继去世。有的年岁大，儿女不在跟前，一旦有病有灾，我就去看望，安排人护理，去世时亲自送葬。有一位老工商业者，70多岁孤身一人，患急病死在家里，我就去帮助穿衣服穿鞋，抱头入殓，一直管到入土为安。我在想，许多合作总店的职工都是过去的小商小贩，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要多多关心他们，这样才能体现出新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才能体现出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给他们温暖，体现的正是党的关怀。

1979年，我被选为省工商联秘书长，调到省里工作。那时，工作千头万绪，百业待举。怎样开创工商联的工作，才能符合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指示要求，这是我时时都在考虑探索的问题。在省工商联主委成盛三的带领下，我切实执行落实主委会的决定，为创办工商联企业做了一些工作。刚开始时，办企业没有场地，我们就从机关腾出一间办公室；没有资金，我和会领导一起筹集资金7万多元，先后办起了印刷厂、副食店、小百货、食品厂，还同街道联办企业，安置了统战系统的待业青年。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省工商联主管的省市联营公司发展到10个，拥有职工40多人，积累资金500多万元。省工商联办企业直接影响和带动了全省各级工商联自办企业的发展，到1989年，全省42个市县工商联创办企业120个，拥有职工2300多人，安置待业青年1500人，累计销售62800万元，利税达2820万元。

1982年，省工商联领导决定由我具体抓咨询服务工作。我和有关同志精心筹划，组成了一个咨询服务巡回讲座团。我和机关同志一起总结典型经验，帮助修改讲稿，经常工作到深夜，最后形成了“职业道德”“生意经”“服务知识”“精神文明”4个专题，由4个人组成巡回讲座团。经过两年时间，深入到全省23个市、县，巡回报告84场，听讲人员近2万人，受到了热烈欢迎。

我对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工作也十分重视。结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针对社会和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点或难点问题，给调研工作出题目，带队到地方搞调查，最后形成调查报告，呈报省委、省政府。1983年，针对吉林省传统食品在市场上或食品商店柜台上少见或品种单一，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需求，以及传统食品很少有人会做，有些工艺、技术失传等问题，我带领机关人员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形成了《关于恢复传统食品的调查报告》。为了使这一调查成果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筹备举办了一个吉林省传统食品展示品尝会，特邀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及各民主党派领导出席，参观并品尝。与会领导对吉林省传统食品技术人员的精湛技艺深表钦佩，对丰富多彩、花样齐全的点心和各种面类食品表示大饱眼福，感叹不已，一致认为省工商联向省政府提交的调查报告非常及时，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吉林民间及传统食品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为进一步繁荣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活跃市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美食文化，创造了有力条件。省委、省政府对省工商联呈送的报告非常重视，主要领导在报告上均作了批示和提出落实意见。

1985年，我发现部分单位或个人，在利用中医中药为人民解除病痛的过程中，炮制中草药不认真，配制不精确，造成服药不治病，甚至危害人命的严重问题，立即深入到城市、乡村、医院和科研院所，了解情况，倾听改进意见，抓住这一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课题，最后撰写了《关于发展吉林省中药业的调查报告》，呈报省政府，得到省领导重视，为省医药管理部门加强这方面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1年，对工商联的工作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党中央下发了15号文件，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工商联的职能、性质、任务又作了明确规定，为新时期工商联工作指明了方向。新时期有了新任务，做好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开创工商联工作的新局面，我根据工商联职能进入新时期的新变化，由过去做老会员的思想工作，转移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员，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省工商联会长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得到了与会领导的一致赞同。为了落实这项工作，我在通化和东丰先后召开现场会，围绕基层在发展新会员方面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思想上路，人物上册，工作上轨，班子上任”的工作思路。在全国工商联落实中央15号文件工作汇报会上，我代表吉林省工商联做了发言，中央统战部对吉林省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1992年开始，我担任吉林省工商联（商会）会长，主持全面工作。我在省工商联每年召开的执委会议上，对新一年及今后工作，都努力提出开拓性观点和举措，推动省工商联工作年年有新的发展，取得更多新的成绩。在全省各级工商联组织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5号文件时，我根据文件精神和上级的要求，结合省工商联工作实际，提出了“三个到位”“四个探索”。1993年，根据党的中心工作和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的战略目标，我提出“一个中心，两条主线，三个发展，四个建立”的发展思路，经主委会、常委会审议通过，下发到全省各级工商联组织。1994年，在认真总结已取得成绩，找出工作中存在问题和差距的基础上，我代表领导班子向全省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出了“全面落实职能，突出商会作用，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经济实力”的工作号召。同年，我和省工商联同志一起撰写了《把商会工作纳入综合配套改革重要议程》的文章，引起了各界重视，我还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就商会工作做了大会发言，并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工商》《吉林日报》上发表，被中央统战部收入《参政议政优秀成果一百例》。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至五次会议上，我先后就发挥工商联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做了大会书面发言，并先后在中央报刊及《吉林日报》上刊发。1995年，在省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议上，我和省工商联领导班子确定了“三个起来”的工作目标，即工作活跃起来，组织富起来，形象树起来。1996年，我代表本届领导班子对任期后两年提出具体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要求牢固把握和贯彻“以会员办会，以服务立会，以实力兴会”的办会方针。

1997年，工商联组织相继完成了跨世纪的新老交替，我也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对自己的一生我是这样总结的：作为一名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原工商业者，我在这一生中，经历了北洋军阀、伪满、国民党、新中国四个时代，亲眼看到旧中国山河破碎，伪满时民不聊生，国民党时百孔千疮，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当家做了主人，也只有共产党让中国人民富了起来，国家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新时期。我也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亲历了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岁月，我坚信，坚定不移跟党走，是唯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