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在河南。在我出生的前几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为了活命，我的父母带着全家从河南洛宁山逃难到山西平遥，继而辗转到山西运城。1932年，我在运城降生，取名“运生”。在我12岁那年，父亲一病不起，丢下我们兄妹四人，撒手人寰，全家五口人靠母亲摆水果摊勉强度日，生活过得异常艰辛。1947年年底，运城解放。因母亲年老多病不能摆摊，我15岁便继承了母亲的营生，干了没几个月，生意愈加艰难，便转行改卖旧衣物。这样的生意也获利甚微，难以养活家人，我又转行贩卖纸烟。

每天，我从商行进货到市场摆摊，有时到南庙、北相赶集，干了一年也是仅能维持生活。为了扩大经营，我就合计和邻居杨锦华二人合伙经营纸烟，在商行进烟，到市场批发，为了降低成本后来又到河南陕州、洛阳、郭镇烟厂进货。

那时进货非常困难，没有汽车、火车，买回的货全靠马车拉、牲口驮，有时货主压货，风险大，又受罪，路途中还不安全，当时物价猛涨，我们带的冀币一大包袱也买不了几箱烟。尽管有诸多艰险，但贩卖纸烟在当时的获益还算可观。1952年年底，有了一点积蓄，我就在运城东街开了间门面，取名福生祥纸烟铺，自己开始当起了小老板，期望一展宏图。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合营前那段时间，上面对学习抓得比较紧，工商联组织我们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赎买政策，明确了人员安排、资产评估等一系列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通过学习，私方解除了后顾之忧，自觉自愿参加公私合营。在这个时期，我和经营户们的心情是说不出的喜悦，在工商联统一指导下，各行各业组织了青年锣鼓队、秧歌队，欢迎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到来（不分企业大小，按照行业合营）。

私营企业在工商联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宣传工作。那时经常对私方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等行为。当时工商联下设行业公会，行业公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书记1人。书记负责行内的管理工作，到外地采购必须申报品种数量，货回后批价，实行明码标价。一次在大礼堂召开的会议中，领导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国家困难时，你们做了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听后心中非常高兴，特别温暖，纷纷表态要好好经营，多纳税，支持国家建设，我们坚信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大道。

1958年，公私合营以后，像我这样的店员、私方人员都成了国家的职员。对我来说，这样的身份是非常荣耀的。与此同时，公私合营后，对私方人员也量材使用，部分店员分别担任公司的副经理、会计、业务门店的主任、营业员等。(www.daowen.com)

当时由于从业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生产工作之余的学习成为常态。私方人员在工商联组织下学习，店员在工会组织下学习，有时又合在一起学，有扫盲、初小、初中、高中等学习班，大家都踊跃参加，学习劲头很大。

早上6点上课，8点上班，晚上开会到10点才休息，没公休假日，有时还学习企业公约和业务知识，一天下来非常紧张和劳累，但又很充实。

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也是一个激情如火的年代，那时的企业盖楼房、拆房的残土要职工自己拉，职工不仅管生产，还要挖防空洞、修池南路。每年到了夏秋农忙季节，还要组织职工下乡支援农业生产。企业里所有事情也都是职工自己操办，譬如食堂买瓜果蔬菜，需要职工拉车自己到瓜地菜园拉，最远的曾经跑到孤山，往返一百多里。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我先被安排到国营商店做了两年销售，又被安排到国营副食店做了店员，几年后又被调到冷食部当了会计，直到“文革”结束。

那段时期，虽然物质生活贫乏，工作繁重，但我们热情高，干劲足，因为党信任我们，尊重我们，把我们称为工商界人士，我们就要代表工商界的形象，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