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年初，在北京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下，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北京市工商联恢复了工作，在市两会领导小组的努力下，中断联系十年之久的会员恢复了组织，我又一次成为民建会员和工商联双重会员。从那时起，我一直参加工商联组织的每一次活动，在开展政治学习的系列活动中，市两会组织了有关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国际国内形势、社会主义法制等多种专题报告会，引领我们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我的政治生命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当选为崇文区第八届和第九届政协委员，也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第八届、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任职期间，我积极参政议政，为恢复和发展受到重创的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献计献策。例如当时前门大街为繁华的商业街，人来车往，为了交通安全，马路中间安装了长距离的护栏，既影响游人购物又影响商业收入，我建议建设行人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我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

80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的经济性质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合资企业股份制、私有制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加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的工作单位“华孚钟表店”也与日本企业合作，成立了“西铁城钟表店”。(www.daowen.com)

80年代以后，我家生活在国外的亲属陆续回国探亲访友，深感新中国的变化，体会国内亲人间的亲情，我们每次分手都依依不舍，热泪盈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实践证明，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活品质，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从此，市场上商品价格放开了，逐步取消了“粮票、布票、工业券”限量供应的票证，百姓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变化与工商联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我的家庭变化也是巨大的，三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子女，先后回到北京工作。三个女儿及儿子在不同工作岗位上成长进步，在职上了大学，小女儿还读了研究生。政治地位的提高，全家人的团聚，使我感到很欣慰。工商联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座谈会、联谊会，使我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