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农村，家中兄弟三人，我排行老大，家境十分贫苦。从记事起，老家的好年头就很少，大部分时间不是旱就是涝，至今我仍然记得乡亲们常常念叨的一句话，“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靠天吃饭，这无疑让大家的生活水深火热。加上闭塞落后的整体环境，老家人民的生活都很艰难。穷则思变，贫困和压抑让儿时的我萌发了出去闯荡的想法，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想法愈发强烈。

1929年，14岁的我，不顾家人和乡亲的劝阻，偷偷离家，孤身来到北京。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点心店的学徒。接下来的几年，为了养家糊口，我陆续换过几份工作，逐渐成长为行业中的行家里手。1936年前后，我进入瑞荣欣织布厂，工作多年后，由于勤奋务实、踏实能干，厂长给了我二厘五的股份，并将工厂委托给我经营。期间，我们对工厂的机器设施进行了更新，全部换成了铸铁机器，提高了织布效率和布匹质量。当时的工厂还没有添置消音设备，因此人们走到工厂附近时，就能听到轰鸣的机器声。工厂运行得红红火火，我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多年战争的关系，市场上通货膨胀严重，货币严重贬值，整个北京城的工商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时市场上有国营企业、集体合作社、个体商户、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好多种经济形式，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出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等一系列的经济方针政策，促进了这几种不同性质的企业的发展，国民经济进入了恢复阶段。(www.daowen.com)

1950年，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困难，国家决定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使私营经济处于国家计划领导之下，由国家统一控制产销平衡，避免产销无政府状态。从这时起，私营工商业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于1951年6月正式成立了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维护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