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雇工问题

照这个村的劳动习惯与劳动技能，一个中等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可以耕作20亩地。照本村富农阶层看来，每户平均有土地28亩，每亩产量1.5石，依据这种情形来计算。假如全村的负担量和他们的收入消费情形不变的话，那么就只剩下人口工资额对负担的影响了。

如果全产30亩地，每亩产量1.5石共产量45石，工食以4.5石计算，则扣除工资工食及再生产消费以后的余额，占收入的百分比如下（均以谷石为单位）（表略）。这个余额数内就仅包括了他们的负担与消费，如果每人消费量以4.94石（参照第七表），那么全户的人口多少就影响到他们的消费与负担上来，按照五口、四口、三口人计算他们负担的比例如下（表略）。上表第二栏内，便是他们支出消费的源泉，这样我们可得以下几个结论。

1.全户有5口人的时候，他们全家的消费量占全户总收入[（5×4.94）÷45]是54.8％。以上表第二栏内来看，在工资为8石谷或以玉米折合为4石米计，余额为总数的55.2％，仅仅足够其消费；如果战后平年还打不到应产量的话，那么就有亏损。如以今年七成年景计算（负担仍以应产量计，消费根据今年6月以后的情形（见第九表）来计算是55.6％），则8石工资的负担率是11.64％，余额是51.76％；7石工资的负担率是11.9％，余额是53.7％；6石工资的负担率是12.4％，余额是55.4％，这样在6石或3石米工资时，他的余额才足以消费。

2.根据以上计算，5口人或5口以上的户能达到战后平年应产量的收成，4石米已经是最高限度的工资，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则可能出租一部分土地而不雇长工转为自耕。在现在灾荒情形下，或者灾荒以后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那么3石米的工资一般是最高限度的工资了。所以我们最近颁布的工资标准，在这一带是完全适合的。

3.4口人与3口人的消费量占全户总收入的百分比是43.9％与32.9％，这样同上表第二栏比较，4口人最高工资额可能在11石谷左右或5.5石米，因之人口少的户对于工资大小的影响是比较少的。因为减少一口人，即减少占总收入消费的11％，而每增加一石工资则仅增加总收入的2.2％，负担率增加2％到3％（见第二栏）。因之工资大小对他的影响是较小的，但如果工资增加与负担率的增加而引起的支出额超过了11％时，则人口少的户就不愿雇工而愿出租或自耕了。如果工资超过5.5石米时，4口人也不愿雇工。

4.如果3石米或6石谷的工资成为一般确定的标准，那么我们对富农的最高负担率就易于确定了。根据上表平年应产量和平年消耗来看则最大负担率是8.7％（5口人），11.8％（4口人），13.8％（3口人）。一般户以每户平均以5口人计，则8.7％是较为适宜的负担率，但这是指除了一切支出毫无积余的情形来讲，若是为了发展富农经济，给富农以相当的积蓄，使其扩大再生产资本发展生产，那么8％的负担率也就适当了。

（二）关于出租问题(www.daowen.com)

我们同样根据富农的情况来研究，如果土地与产量仍然不变，且负担相当稳定，出租或雇工就直接受到租率与工资和人口的影响，5口人的总消费量是占应产量的54.8％，如出租时是得不到这样高的租率的，所以5口人的户，除因工资的影响可能出租一部分土地，但是不会完全出租的。4口人的消费额是占应产量的43.9％，出租同样得不到这样高的租率，但是雇工工资过高（如超过10石谷或五石米时）的时候，就可能“耙牛”出去来半分，因为“耙牛”与一般的伴种地不同，而是要完全供给再生产费为9％，加上消费总额共计52.9％，“耙牛”时仍然要扣除消耗的，那么负担率是应产量的6％。这样共计支出是应量的58.9％，而半分的总收获是50％，尚差8.9％，合谷3.9石，因之在生产情绪不安定、工资又较高的情况下，就宁愿“耙牛”而不愿雇工。因为“耙牛”虽然多亏2.0石，但在劳动的计划与照顾上是省去了很多时间。这样适当的来降低工资来发展富农经济就更有意义了。若是3口人和2口人的户，租率的高低和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目前农村里人口少的户，往往愿意将地出租，而自己去做小生意，甚至游手好闲。生产情绪不高固是重大原因，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出租与雇工方面加以研究（表略）：

根据这样的消耗率，3口人在租率35％的时候才够消耗，如果工资超过5石米或10石米的时候，就可能转向出租经营，因为这样可以省去若干经营的麻烦，而坐着得租，一样可以维持生活。2口人则当租率在30％的时候，就可以出租维持生活，并有剩余。在租率35％时，剩余等于工资在8石时候的剩余。如果工资过高，同时为了确保收入的获得，避免自然对田禾的侵害，必然走向出租。

所以为了奖励富农生产就需要一面降低工资，同时一面还要适当地调整租率，只有这样才能使租地减少，大家转向雇工经营。

上面的结论仅是根据寺坪一个村的材料，当然还不能代表一般，作为执行政策的依据。但这样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还是可贵的，因此希望各地以此为例，能普遍展开调查研究，我们的负担法规更能切合我们发展富农生产的政策（编者）。

附表均缺。

选自《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本文作者贾林放，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研究室研究员，后任边区政府第二厅（财、建合并）秘书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