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抗战以后，农民的生产力是降低了，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战后六年来总的人口死亡率是16％，共死亡人口125人（现有人口627人），其中壮丁约占死亡数的50％；战后参军参政人口共有56人（参军牺牲的20人），雇工比战前也减少23人（现仅17人）：总计起来人力的减少占现有人口的23％。就全村的牲口讲，战前159头，现有81头，减少了50％。其次是表现在土地质量普遍降低上；战后的产量一般比战前要降低15％到20％左右，主要原因是由于粪肥的减少。战后不仅牲口减少了，羊群也同样减少，现在全村有900多只羊，比战前6000多只的数目减少达85％。垫圈割草薰粪和拾粪都不如从前。还有是由于战争的摧毁和频繁，而抗战初期执行负担政策上一些左的偏向，对于发展生产上也是不无影响的。此外劳动工具的缺乏，辞退雇工，或由雇工经营改为伴种，土地的耕锄及修理不如战前等等现象，也都直接影响到土地质量。

随着生产力的低降，农民的日常生活也就随着下降，战前全村110户中，除了廿几户地主、富农有余粮外，中农也有30多家有余粮，每年不够吃的户很少，全村不超过20家。现在全村198户中仅有11家有余粮，系6家地主、富农，5家中农，同战前比起来社会积蓄是非常贫乏了。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的生活消费不得不紧缩起来，各阶层的经济关系上也显示着停滞现象，战后借贷关系是没有了，典当、买卖土地关系直到去年深入减租减息工作前很少有变动。农村商业歇业（战前全村7个铺子两个作坊，战后都歇业，仅余几家饭铺）；副业生产减少，山货价值跌落等（战前每万核桃卖30元可换6石小米，现在则顶多可换8斗谷）。地主富农们存着“够吃就行”的思想，在1940年全村荒地达5顷上下。

（二）去岁经过减租、清债和反贪污等斗争以后，全村在土地上与生产情绪上有了大的变化：

1.在土地关系方面的变动：去冬和今春地主出卖土地25.4亩，出典土地165.5亩；经营地主和富农出卖土地40.5亩，出典5.9亩（这些土地共计应产量是250.7石谷）；中农买地36.4亩，典入地27.7亩；贫农和雇农买地14.5亩，典入地97.1亩；其它各阶层买地18.8亩，典入地25.9亩。占原有土地的百分比是：中农28.4％，贫农与雇农45％，其它各阶层27％。去年减租.清债是佃户已经交了租以后才提出的，结果许多地主是把应退的租折地出典给佃户（死契卖的很少）。

经过去年土地的变动，现在各个阶层土地占有的情形如下：（如附表一）。

从此表看来，地主、富农和经营地主的土地，占全村土地总数是35.9％，比未减租前占51.4％，已经是分散了.但从每人平均土地数和应产量数来看，还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地主每人的土地比中农多3倍，应产量多5倍；比贫农土地多5倍，应产量多14倍。我们再从各阶层的土地等级来看（如附表二）。

地主、经营地主、富农1.1石——1.5石的地是194.8亩，1.6石——2.0石的地是113.35亩，2.1石——2.5石的地136.65亩，2.6石——3.0石的地是109.17亩，大都相当于该等地总数的45％以上。因之全村较好的土地还是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

土地关系经过这样的变动，在阶级成份上起了如下的变化：（如附表三）。

表中可以看到贫农和雇农的变化最大，共上升11家。

2.在租佃关系方面的变动：过去全村出租地530.7亩，从去年部分租地出典与出卖后，现有租地300.6亩，减少了49％，现在情形如下：（如附表四）

从上表看来，佃地主出租地亩数占总亩数42.3％.占其自己土地的71.4％；佃耕地则以中贫农为最多，中农占总佃耕地的40.8％，贫农占41.2％。同他们总的耕地数量比较，中农占15.8％，贫农占38.2％；按照这种情形他们目前占有的土地，还不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至于租额则一般降低了，平均租额是30.5％（战前达50％）。最高租额38％，最低23％。因之主佃间的关系较前已有相当的调整。

3.由于上述这些土地和租佃关系的变化，贫苦农民的生产情绪较前大为提高，地主、富农由于土地的减少，积蓄又已经贫乏，生活的需要，他们的生产情绪也较前相对的提高。可是这时上升的农民，却又在生产上感到新的困难，如牲畜、粪土、农具等的缺乏；成为他们急待解决的困难。而在地主、富农方面，虽然由于积蓄的消耗殆尽，生活的逐渐贫困，也会相对的刺激了他们的生产情绪，但是仍然表现着不安定，不愿雇工与贱价出典土地的现象还有。

（三）各阶层的收入消费与再生产：(www.daowen.com)

1.各阶层的收入以平年和今年荒年计算如下（如附表五）。

从此表看来：

（1）在收入的数量上，经营地主与富农、富裕中农与中农这二个阶层总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71.83％（平年），68.04％（今年），而贫农与雇农总收入则仅占全村的15.6％（平年），14.8％（今年）；因之前者，就应成为人民负担的主要税源。

（2）在收入的来源上各阶层所占的百分比是（如附表六）。

那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地主主要的收入是地租收入与自耕地收入，其余各阶层则主要是自耕地收入，而中农以下的收入一部是依靠他们的佃耕的收入。

2.各阶层的消费：根据地主3家、经营地主2家、富农5家，中农8家、贫农8家，雇农5家典型户的调查结果，把他们特殊情况如出丧婚嫁、战争损失等等消耗损失除外，按照每人每年平均计算如下（由10月到第二年9月）（如附表七）。

3.各阶层的再生产费用，根据上述典型户调查，每亩地以种谷论情形如下（如附表八）。

在抗战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减少，战争的频繁与损失，使到农民的再生产费用，已经达到再不能降低的程度，否则将更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农具的失修与不敷使用（如楼等），施肥（卧地买麻饼和柏油）的减少，牲口饲料的减少，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土地的产量。

4.因为要维持生活的继续，再生产费的减少是有一定程度的。在几年来生产情绪不高与社会积蓄贫困的现象，不是一下能够贴补起来的，正如农民所谓“一年误下，几年亏”，因此他们就不得不缩减自己的生活费，保持一定程度的再生产能力。第七表所指出的各阶层消费，如果同战前比起来，普遍的降低了很多。在今年灾荒的威胁下，从6月份起本村农民不得不打破不吃糠的习惯。以6月以后情形讲，则群众的生产消费如下（如附表九）。

从此表来看，灾荒影响最厉害的是中贫农阶层，一般讲，他们的生活程度降到了最低限度。

5.中农和雇农，在上述的土地各种收入和消费，以及再生产费用，再加上负担，大半是入不敷出，因之这些阶层，尤其是贫农和雇农就必须除了从事自己的土地耕作以外，寻找其他收入（如工资、做小贩运输，小手艺如纺麻、编农具以及其他家庭副业等等收入），就成为他们维持生活的必要办法了。根据上述典型户的调查，他们的这些收入大致如下（这些收入各阶层是极不平衡的）（如附表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