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于战争的影响，春耕工作的紧迫，及对干部与群众宣传动员的不深入，因此在部分地区发生震动，特别是部队的影响最大，发生的偏向也多，地方上较少。部分干部情绪动荡不定，等着自己被减掉。有的地方干部乘机要求回家，有的要求受长期训练，以图舒适的渡过此两年。某些地区在干部中发生大吃大喝不做工作，下棋闲逛等现象，工作形成停止状态。党员干都以为自己有政治依靠，不愁没工作做。非党干部，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员说：“共产党排斥党外人士”，工作情绪也消沉。一些杂务人员则大肆埋怨，在群众中乱说。在群众中一般说影响好——听到我们必简政，就问我们干部，什么时候要简政，表现很关心。认为政府减人要减轻老百姓负担。可是因为我们对编余人员处理不关心，使他们流离失所，群众有说：“八路军太狠心”。一些坏分子则乘机造谣说：“八路军精兵简政是蒋委员长下的命令”，“八路军吃不开了，准备要跑”。

（二）在领导上没有通盘的计划与统一的领导，同时在处理问题上，不够慎重耐心，缺乏民主精神，这表现在调整干部上只注意了本系统本部门本地区，发生对干部抓一把的现象。在四地委区虽有编余的—百一十六人（有六十七人回家，杂务人员在内），但其他地区其他部分则仍然很多。六地委区则现在区以上干部仍缺二百五十四人，但没相互调剂。在各县与各系统亦同，到四月份据不完全的统计，武委会与群团的干部仍缺二百三十四人，党内缺一百三十三人，政府缺一百一十人（极不完全），共缺四百七十七人。但有许多地区是将编余人员返送回家了。有点地区减掉后又感到不够用，有的不该减的也减掉，对编余的干部不能尽量动员到其它部门与其它地区，只管自己足额。

在编余人员的处理上简单草率，态度生硬，不耐心，没想尽一切办法给干部找出路，事先既未进行个别谈话，征求意见，事后也没适当的解释安慰，以推出门为了事，因此造成编余人员对我的不满，悔恨当初不该参加工作，以为上了当。“抗战快胜利了，用不着咱啦！”觉得对我们依靠不上啦。“反正推出门就完啦！”在群众中散布了极坏的影响。坏分子乘机造谣说：“共产党先甜后辣”，给了我们今后提拔干部以坏的影响。

在简政中的另一偏向，没有估计到“三三制”的保证，缺乏民主精神，对于这样大的变动仍是几个人商量决定，开会宣布为完事。没有征求别人意见。因此有些党外人士特别觉得不安，感到又在排斥他们。我们在执行中也只顾到一面，只从消极方面看其工作能力、积极性如何，没有设法帮助启发。好多非党人士被减掉，好多地方精简后变成清—色了。如四专署科长以上干部十三个中，有八个是党员；五专署十六个干部，十四个是党员；在四个县的县级政民干部七十九人中，只一个非党人士。(www.daowen.com)

（三）经过简政后，特别是经过五月扫荡后，在组织机构上又有新的改变与发展，主要是缩小上面，加强下面，加多区干部。政权的各科由五个科合并为三个科（民政、财粮、抗战勤务）。专署兼县的因感不便也分开。过去村都并大了，每个行政村都包括有六七个，甚至十数个，远近相距也有十数里，致影响对敌斗争上不灵活，不深入。现又划小，采取大区小村制（是村级组织形式的决定）。群众团体则统一为救联（同上与群团是否可以合并的讨论总结）。党内县委与地委级由各部联合成立办公室，以加强工作的统一配合，由秘书负责，这样改变的结果，较为更合理化了。

简政后在领导上表现了新的精神，干部开始注意了解民困，体贴民情，有了计算精神，对了解具体情况有了新的启发，工作效率也有些提高，制度严格起来，工作与生产都紧张，斗争化也有进步。

选自《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1942.1—1942.12），山西人民出版社